四 思想的颠倒
远在梁、蒋以前，以谨朴著称的郭嵩焘，已记其亲眼所见云：
……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议论，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人之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家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纪泽）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郭筠仙集·与李鸿章书》）
五 民智的固陋
越十余年，梁氏之所亲见的，又变本加厉了。他说：
……吾少而居乡里，长而游京师，及各省大都会，颇尽识朝野间之人物。问其子弟，有知国家为何物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入泮，如何而可以中举也。问其商民，有知国家之危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谋利，如何而可以骄人也。问其士大夫，有以国家为念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馆地也。问其官吏，有以国事为事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长官，如何而可以盘踞要津也。问其大臣，有知国耻，忧国难，思为国除弊而兴利者乎？无有也！但入则坐堂皇，出则鸣八驺，颐指气使，穷侈极欲也。……于广坐之中，若有谈国家者，则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痴人也。其人习而久之……则亦自觉其可耻，钳口结舌而已。不耻言利，不耻奔竞，不耻媟渎，不耻愚陋，而惟言固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遂使四万万人之国，与无一人等！……（《爱国论》）
任公先生岂不知道，这“莫谈国事”的恶风，乃是清朝皇帝三百年来杀头淫威禁制的结果。过去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还见到西直门外小茶馆里的黑墙上贴着前清时代尚未刷去的条禁：“莫谈国事！”但是痛心的，想不到国民承受这淫刑的结果，竟养成为“无耻”！春秋之义：“蒙大辱以生者，毋宁死！”庄子之言：“哀莫大于心死！”哪知道国民受淫威、蒙大辱以后，竟由心死而变成无耻，所以革命的大业，一直要等待中山先生的领导，才能完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