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老新闻工作者说，如今国家机关报的记者，写批评报道的意识已经很淡了。我感到我就没这个意识。我所在的报是部委的报纸，报社从来没有交待过要写批评哪级政府的报道。因而我作新闻工作数十年了，没有写过一篇指名道姓批评过哪个单位和哪个干部报道的，跟我同行的几家大报的记者，也都在记者行当里码字十多年了，他们说也没有写过记者自主的具体单位和人的批评报道。我和同仁们对此而感慨，这是我们新闻记者的缺失，更是新闻事业的缺失。但又想，这是报纸生存的选择，也只能让文章给金钱笑脸，才能过得体面些。
报刊从政府脱钩成为企业，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改成企业，是激发活力的选择。但我想，报刊成为一家企业，是管理上的企业化，还是工厂式的企业化？管理上的企业化，无疑能够激发活力，工厂式的企业化，那新闻就应当是产品，那就应追求利润最大化了。报刊说什么，不想说什么，不是你政府说了算，是社会需要和报刊自己说了算。一个报刊，是完全可以不说政府坏话的，也不说你好话，又奈何？这是走在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独木桥上，怎么走，是有很大风险的。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个大部委，一级政府有很大的新闻宣传需要，却省不出一点钱供养一份报刊；不给报刊一分钱，却要让他为政府服务，刊登那些写谁谁看的文章？我感到，政府对机关报的不准确定位的领导，是导致这些报刊从业人员没有自信和自尊感的主要原因吧。
我深信，报刊的企业之路，是复杂的改革。改出让这批群体有自尊感和自信心，是成功，如若改得远离政府，改得报刊和新闻工作人员没有自尊和自信，去以讨好社会和金钱来生存，那将又是一个败笔。那会是政府得不偿失的事。
政府从管理上怎么让报刊，让新闻工作者活得自尊体面一点，不去为发行量和生存而讨好别人，看别人脸色？这个问题，肯定无解。
在报纸工作，追求发行量和经营效益，肯定是硬道理。
于是，最后一天采访的晚餐，我跟这位外宣局长，碰了好几茶杯酒，因为他说下周拿出三万块钱来订我们的报，这对报社也是份贡献，所以我跟他大杯喝了好几杯。至于他能不能订三万块钱的本报，那就看他的信誉了。也许他的信誉，是建立在我这次的赞美报道写得好坏的前提下的吧。但不管订报与否，仅从今后的友好合作，也得把这篇赞美文章写精彩，让他们县领导高兴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