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风雨老人来

最近读了涂光群的回忆文章,才知道1977 年我那篇《班主任》得以发表的过程远比我以前所知道和想象的还要曲折艰难。其实发表以后,那作品究竟该不该发表,以及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争论还继续了颇久。记得1978 年初夏,忽然接到《人民文学》杂志通知,让到中华总工会的招待所去参加《班主任》的讨论会,那地方不好找,我骑自行车汗津津赶到时,讨论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我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努力凝神,一环顾,吃了一惊--在座的有那么多文学界老前辈!

老前辈之中,有严文井。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反问的语气,指出我那小说里所写到的小流氓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惠敏,"难道不是我们在生活里都见到过的吗?"他和陈荒煤、冯牧、朱寨等,都从真实性上为我那篇作品辩护。记得开会的那天,上海《文汇报》正好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会场上有人拿着报纸皱眉头看,虽然没发言,却使我隐约感觉到有种忧心忡忡的情绪,严文井等人的支持性发言,也就不仅是在维护一篇《班主任》,实际是在为逐渐引起国人乃至世界注意的"伤痕文学"的浪潮护航。

"伤痕文学"是一种阶段性的文学现象,潮起时风靡一时,潮落后一般人都认同"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价值"的批评。别的"伤痕文学"作者是怎样的想法,我不甚清楚,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两年里确实很少考虑纯粹的文学价值,总是想"闯禁区""吐真言",先把"四人帮"设置的文化专制的篱藩撞烂了再说!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参与了《十月》的创办,筹集第一期稿子时,我拿出了一篇《爱情的位置》,为使那当时在全国尚属创举的大型文学刊物质量得到保证,创刊号开印前在东兴隆街开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许多文坛宿将与会,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浩劫中全国的文学刊物全都停刊了,1976 年虽然恢复了《人民文学》《诗刊》两种杂志,但到1978 年还没有大型文学杂志出来,上海的《收获》也还未及复刊,所以会上人们都为《十月》的出现高声喝彩。那次严文井也来了,他拿起拟定的目录一看,大声说:"好呀!爱情又有了位置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听不懂那话,不理解《爱情的位置》那么一个题目,在那个年月怎么会让专家到一般读者那么激动甚至震动,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有所了解,而解决今天的新问题,一定要采用新办法,绝不能走回头路,这是我回忆起严文井那仍响在耳畔的感叹时,由衷的心声。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乡土文学"等浪潮相继激荡而过,随着国门的开启,外来文化的进入,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回归文学本性",注重文本实验,强调语言元素的呼声与尝试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坛局面变得复杂了,一些老前辈又开始为"现代派"的新潮文学忧心忡忡,当然任何一种文学浪潮都是可以质疑予以批评的,我个人就一直还是坚持在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上调整步伐,对一些极端化的文本颠覆实验欣赏不来,但作为同行,我总是尽量对跟自己文学追求不同的人持友善态度。作为编辑,我也总是尽量容纳自己不会那样去写的一些新锐作品,就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我跟严文井来往多起来了。

一般人都知道严文井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有些人知道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似乎很多人都不大知道,在他的晚年,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里,他对为数不少的文学晚辈,文学探索者,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支持与温馨的鼓励,而这一切都是在私下里,春雨润物无声,和风轻抚无迹,不求感谢,不需回报,默默进行的。有时候,我去拜访文井前辈,会遇到那样的探索者,旁听他们的交谈,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享受。从文井前辈那里,我学会了对新观念新探索新作者新现象的宽容,学会了从中汲取营养,体验到了理解人和相互学习、慰藉的人生乐趣。

至今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住在劲松小区,一位跟我同辈的作家在家里进行新婚后的私宴,文井前辈伉俪应邀出席,大家畅饮畅谈,在座的全是他们的晚辈,文井比我们要大差不多三十岁,但那天他真像个青年人一样,谈笑风生,幽默潇洒,全无一点老资格、老权威、老领导、老头子的影子,我们也跟他没大没小起来,我说他长相挺像波斯人,他笑说自己血统确实"可疑",倘仔细查九代,很可能祖上有跟西域人通婚的情形,"恐怕是丝绸路上一段佳话",大家听了都欢笑不已。

那天文井伉俪去劲松时,已经下起小雨,后来雨下得越来越大,主人就留他们等雨小了再走,其实也真是愿意跟文井前辈在轻松闲聊里,多得到些人生感悟的浸润,没想到欢聚到接近午夜时分,雨还是很大,实在不能不让他们回去歇息了,就由我打伞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进了车里,二十年前文井前辈那弯身进车的身影,现在宛在眼前,古人有句"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我改几个字,以作永久的怀念:"莫忘廿年佳日过,最难风雨老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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