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涂光群的回忆文章，才知道1977 年我那篇《班主任》得以发表的过程远比我以前所知道和想象的还要曲折艰难。其实发表以后，那作品究竟该不该发表，以及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争论还继续了颇久。记得1978 年初夏，忽然接到《人民文学》杂志通知，让到中华总工会的招待所去参加《班主任》的讨论会，那地方不好找，我骑自行车汗津津赶到时，讨论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我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努力凝神，一环顾，吃了一惊--在座的有那么多文学界老前辈！
老前辈之中，有严文井。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反问的语气，指出我那小说里所写到的小流氓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惠敏，"难道不是我们在生活里都见到过的吗？"他和陈荒煤、冯牧、朱寨等，都从真实性上为我那篇作品辩护。记得开会的那天，上海《文汇报》正好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会场上有人拿着报纸皱眉头看，虽然没发言，却使我隐约感觉到有种忧心忡忡的情绪，严文井等人的支持性发言，也就不仅是在维护一篇《班主任》，实际是在为逐渐引起国人乃至世界注意的"伤痕文学"的浪潮护航。
"伤痕文学"是一种阶段性的文学现象，潮起时风靡一时，潮落后一般人都认同"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价值"的批评。别的"伤痕文学"作者是怎样的想法，我不甚清楚，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两年里确实很少考虑纯粹的文学价值，总是想"闯禁区""吐真言"，先把"四人帮"设置的文化专制的篱藩撞烂了再说！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参与了《十月》的创办，筹集第一期稿子时，我拿出了一篇《爱情的位置》，为使那当时在全国尚属创举的大型文学刊物质量得到保证，创刊号开印前在东兴隆街开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许多文坛宿将与会，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浩劫中全国的文学刊物全都停刊了，1976 年虽然恢复了《人民文学》《诗刊》两种杂志，但到1978 年还没有大型文学杂志出来，上海的《收获》也还未及复刊，所以会上人们都为《十月》的出现高声喝彩。那次严文井也来了，他拿起拟定的目录一看，大声说："好呀！爱情又有了位置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听不懂那话，不理解《爱情的位置》那么一个题目，在那个年月怎么会让专家到一般读者那么激动甚至震动，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有所了解，而解决今天的新问题，一定要采用新办法，绝不能走回头路，这是我回忆起严文井那仍响在耳畔的感叹时，由衷的心声。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乡土文学"等浪潮相继激荡而过，随着国门的开启，外来文化的进入，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回归文学本性"，注重文本实验，强调语言元素的呼声与尝试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坛局面变得复杂了，一些老前辈又开始为"现代派"的新潮文学忧心忡忡，当然任何一种文学浪潮都是可以质疑予以批评的，我个人就一直还是坚持在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上调整步伐，对一些极端化的文本颠覆实验欣赏不来，但作为同行，我总是尽量对跟自己文学追求不同的人持友善态度。作为编辑，我也总是尽量容纳自己不会那样去写的一些新锐作品，就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我跟严文井来往多起来了。
一般人都知道严文井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有些人知道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似乎很多人都不大知道，在他的晚年，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里，他对为数不少的文学晚辈，文学探索者，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支持与温馨的鼓励，而这一切都是在私下里，春雨润物无声，和风轻抚无迹，不求感谢，不需回报，默默进行的。有时候，我去拜访文井前辈，会遇到那样的探索者，旁听他们的交谈，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享受。从文井前辈那里，我学会了对新观念新探索新作者新现象的宽容，学会了从中汲取营养，体验到了理解人和相互学习、慰藉的人生乐趣。
至今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住在劲松小区，一位跟我同辈的作家在家里进行新婚后的私宴，文井前辈伉俪应邀出席，大家畅饮畅谈，在座的全是他们的晚辈，文井比我们要大差不多三十岁，但那天他真像个青年人一样，谈笑风生，幽默潇洒，全无一点老资格、老权威、老领导、老头子的影子，我们也跟他没大没小起来，我说他长相挺像波斯人，他笑说自己血统确实"可疑"，倘仔细查九代，很可能祖上有跟西域人通婚的情形，"恐怕是丝绸路上一段佳话"，大家听了都欢笑不已。
那天文井伉俪去劲松时，已经下起小雨，后来雨下得越来越大，主人就留他们等雨小了再走，其实也真是愿意跟文井前辈在轻松闲聊里，多得到些人生感悟的浸润，没想到欢聚到接近午夜时分，雨还是很大，实在不能不让他们回去歇息了，就由我打伞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进了车里，二十年前文井前辈那弯身进车的身影，现在宛在眼前，古人有句"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我改几个字，以作永久的怀念："莫忘廿年佳日过，最难风雨老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