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几千年不缺乏科学技术，但缺乏科学精神。我们长期分不清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区别（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至今还不重视科学精神，只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精神不讲实用（虽然它导致实用），而讲人的好奇心，立足于人的兴趣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冲动。诺贝尔奖不是奖励技术成就，而是奖励科学精神的学术成就。为学术而学术，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这是人的自由本性。中国人则从小就压抑了人的好奇心，一切服从功利。袁隆平的水稻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应当说是极值得佩服的“奇技淫巧”了，但当有人说他“身价1.7个亿”时，他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把科学“庸俗化”。他就是出于兴趣和好奇才做这个学问的，但一般人很难理解。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只讲技术不讲科学精神。
其实大学应当是克服我们在中小学十几年所受到的人格扭曲的好机会。在大学中学什么？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外，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成人。如何学习成人？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大学，人们就有机会在这里接触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有机会受教于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深有浸润的老师和学者。但机会还只是可能性，要实现成人的目标，还必须自己有所选择，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才能和兴趣来造就自己。首先要做的是思想上的松绑，即把自己十几年所受的盲目教育全部呕吐出来，重新进行价值评估，哪怕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要通过自己的理性问一个“为什么”，就像鲁迅的“狂人”一样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大一的新生正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这就是大学之“大”。梅贻琦说，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但我认为，不仅是有大师，而且是有培养大师的大容量，才能叫大学。这个大容量就是容得下每个学生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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