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宋达人秀(16)

宋神宗驾崩后,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朝摄政,复用守旧派,恢复旧法,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完全废止了王安石变法,这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在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太后的安排下,50岁的苏轼被召回京城,短短一年多时间,苏轼以火箭般速度蹿升至翰林学士,飞跃了12个官阶。翰林学士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再度成为国家重臣,转为大宋王朝的政治家。

青年男女们争当他的粉丝,文武百官也成了他的追星族,陶醉在他飘然的诗文中。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长驻开封,高价收购苏轼的一切出版物。中世纪的东方,简直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直到今天,他仍像一块魅力巨大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的最高端。

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但得志不张狂。他是最旷达、最纯白的男子,绝无机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屠夫、乞丐。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俯仰天地,问心无愧,因为灵魂如此干净,才可以逍遥尘世,随遇而安。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深得苏轼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可在师生交往中,他从来不端架子,时常与学生们开玩笑,他的诙谐和幽默都是从心底涌出的宽厚。

有一次他调侃黄庭坚说:“你的草书怎么那样花哨,就像树枝上挂着一串串蛇似的。”黄庭坚反唇相讥道:“先生啊,我看您的正楷写得扁扁的,与石头下压着的癞蛤蟆没有什么区别。”苏轼毫不介意,哈哈大笑。

这说明他童心未泯,永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就像他当初被贬黄州,把鞋子放在江边,写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后就跑去喝个烂醉,把负责监管他的黄州太守吓得半死,以为他投江自杀了;就像他当年参加科考时,可以无视国家抡才大典,在考卷里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信手编造一段有关圣人尧的典故,连博学的欧阳修都被忽悠得放下师道尊严,事后屈尊向他讨教典故由来,不料苏轼竟捧腹大笑:“要什么出处啊?我为了论证事实,就胡编杜撰了一段。”

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按理说时来运转了,苏轼该懂得世故了,该学会保护自己了,该明白趋利避害了,但是苏轼就是苏轼,苏轼是纯粹的。一个人如果太纯粹,就注定要遭遇比常人多百倍千倍的苦难。

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不加入任何党群,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北宋知识分子,只对真相负责,只凭良心说话。不管台上坐的是什么人,不管庙堂上的权力格局如何千变万化,他只奉行君子之道,只说真话,而且只对事、不对人。当年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厄运、九死一生,今天他又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站到了司马光等旧党的对立面。直言敢谏的苏轼坚持原则,对于旧派人物全盘否定新派变法的矫枉过正唱起反调,引起了司马光旧党的猜忌和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加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所组成的“洛党”的攻击,苏轼陷入非常困窘的处境。在政治的游戏场上,苏轼太不会玩,太不会混,他也知道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实在改不了这“不合时宜”的习性。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为保守派所接纳,他成为夹缝里的人物,几面都不讨好。为了远离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苏轼再次请求外调。与其在朝堂之上被缚住手脚,不如去地方惠政于民。于是,他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所到之处,均致力于地方的赈济救荒,建立医疗机构,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做了不少对得起良心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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