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昔日的庙廊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苏轼身处东坡之上，心如农夫，脚踏大地，离天更近；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他同和尚、道士、农夫、樵子、渔翁、商人、郎中等都建立了程度不等的友谊，同他们议论时事，咏史怀古，摹山范水，畅谈人生。他有不少的邻人和朋友，有的成了他患难生活的知音，其中有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有黄州太守、武昌太守，还有两个道士。在经济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夫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他们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瓜果。苏轼从这里感受到了“四海皆弟昆”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黄州那时寺庙很多，他与当地僧人的来往逐渐密切。苏轼与安国寺的方丈继连和尚谈禅，交往甚欢。他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自我省察。在闭门思过中，苏轼对于自己以往所思所作皆不满意，认为都未达到大乘佛教所要求的“中道”，便决定彻底“归诚”佛教，以洗心革面，开创新的人生道路，通过“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来解脱心中的痛苦和罪愆。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百余日的炼狱使他的主导思想产生了质变。从这次濒死经验中，他领悟到生命脆弱渺小、行动不由自主的悲剧。既然如此，要怎样生存自处，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人生中获得安宁呢？苏轼向佛道哲学寻找援助。谪居黄州的岁月里，他手抄《金刚经》，笔力最为得意，苏轼以“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两句诗点化《金刚经》义理。《维摩经》是他“治性养心”最好的佛经之一，《维摩经》的主要思想是以“不二”法门为中心，讨论诸法实相之真理。苏轼悟性极高，深得这部经书的精髓，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空色彩在他的文章和诗作中愈发显得浓厚。随着韶光的流逝、宦海的升沉，他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恒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自性清净与无住思想构成苏轼超越逆境、达成“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人格支柱。
苏轼重生了。他消去抑郁，日趋旷达和洒脱。他要把乌台冤狱中那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从梦魇中永远驱逐出去，从写“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起，心光忽而转为明亮，心境也转向淡泊和快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