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渊明家贫，仅靠耕种田地不足以养活自己。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不得不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天，恰逢郡督邮来县里视察，县吏就对陶渊明说：“您必须穿戴整齐，去跪迎上差。”陶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80多天。这是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发生的促使陶渊明与官场彻底决裂的一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千百年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后来的《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个事件和这番心理的自白。纠缠在他心中13年的矛盾终于得以解决，看他归去的脚步多么轻快，“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心情又是多么急切，“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去的生活又是多么从容悠闲，跟乡里故人谈心何等快乐，弹琴读书就能将忧愁驱散。农夫告诉我春天来了，将要去西边的田地耕作。有时驾着巾车，有时划着孤舟，既可探寻那幽深的沟壑，又可走过那高低不平的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我羡慕万物各得其时，感叹自己一生行将告终。“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一告白是说给自己听的，却从此扣动了后世读书人的心弦，令一代代中国知识人怦然心动。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战乱是疾苦之源，篡位是战乱之根，君权又是引发篡逆之因。几进几出之后，陶渊明最后远离了魏晋的中国官场。陶渊明走进一个无人的残破村落。他问砍柴人：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砍柴人说：都死了，一个都不剩了。一家家妻离子散，一户户家破人亡，这就是战乱之下的、人命无常的东晋。陶渊明忽然心里有了点隐痛，他生出无限悲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他对这个时代的失望，坚定了他自己在庐山脚下的归隐生活。
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五柳先生”式的清高洒脱、怡然自得。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年少时曾经写过《五柳先生传》，说的是:这位先生在当时不知是何方人也，因为家的旁边有五棵柳树，世人则称之为“五柳先生”。那是完全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是“桃花源”式的一尘不染、纯洁宁静、悠闲旷远。陶渊明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便成了他笔下的桃花源。在这个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乌托邦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打开陶渊明的诗集，就如同展开一卷巨大的画幅：静穆的农村，美丽的田野，纯朴的村夫，质直的村民，篱边的黄菊，日暮的归鸟，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是生命啊，那是自然啊，那是流着泪水的欢喜啊。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归来了，他深知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沉醉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享受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热恋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在茅屋低檐下饮酒赏菊，满眼尽是田园的风景。飞鸟，花朵，雨水，炊烟，庭院，树木，支撑着他看淡看透的视线。他的心成了宇宙的中心，乱世的中心如此宁静，不禁叫人诧异。他从前牵挂的人和事，此时已不重要。一切如此惬意，哪怕带有淡淡的愁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