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函中强烈要求齐鲁大学立即“查复上述传言是否属实”，并给史语所一个说法。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黄河，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停课。除留下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第二年秋天，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这时的顾颉刚已辞去燕大教职，先组织了一个西北考察团对西北边疆展开调查，后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聘请，于1938年10月抵达昆明任云大教授。随后北平研究院（南按：非中央研究院）迁至昆明，顾颉刚兼任该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春，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顾颉刚到该校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之职，顾氏认为齐大开列的条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较为有利，慨然应允，并悄悄拉上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一道入伙。
钱穆（1895—1990），无锡人，读过家乡私熟，后为苏州中学教师，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时，发现这位乡村秀才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比，是个自学成材的标本式人物。于是一回到北平，便竭力向学术界引荐，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并迅速成为在史学界的一颗明星。
钱氏是1930年秋离开苏州至北平的，时年36岁。他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由于个人阅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傅斯年、胡适等人不睦。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他对”科学派”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并无什么价值，无非是“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而已。[4]这一评语的矛头看起来是胡、傅同指，而更多的是指向傅斯年，因为胡适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而傅斯年则一直反对“著史”，以专题研究为重，又崇尚实证、客观之史学，此点与钱穆心中的史学观相抵牾。由于学术见解不同，终致个人关系恶化。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称他从来不读钱穆的书，钱穆对傅也已表露出无任何好感可言，二人积怨渐深，毕生都未能化解。据一位知情者回忆，钱穆尝谓傅斯年霸气十足，是水泊梁山忠义堂山大王一类人物，而傅斯年则骂钱穆根底浮浅，不足为谋。当钱穆的《中国史纲》在抗战期间出版时，一位叫张晓峰的朋友在重庆见到了傅斯年，询问对此书的看法。傅斯年对此嗤之以鼻，回答道：“我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个字。钱某人屡谈西方欧美学术如何如何，那些知识其实都是从《东方杂志》转抄而来的，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创造。”那位叫晓峰的人听罢，回敬道：“你既然号称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又如何知道得这么详细？”傅氏涨红着脸“吭”了一声，不再言语。[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