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淞沪抗战随之打响，中日双方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最初，交战双方呈胶着状态，互有胜负。 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抵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蕴藻浜、苏州河之战，双方死亡惨重，成堆的死尸阻断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在此期间，蒋介石专门召见胡适、傅斯年、钱端升等人，就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并就此事发表看法。众人皆认为胡氏出使很有必要，定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有所补益云云，但胡适却顾虑重重，表示不能从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宏论中，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以他在学界领袖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分外引人注意。胡氏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主张避战谋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按他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1936年6月27日夜，胡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胡适日记》本日条后附记）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消极观点影响，作为一介书生的胡适也认为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从而受到主战派的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法办胡适，以视正听。孙是亲苏的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