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母亲在家乡茶陵县人民政府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到茶陵视察的谭余保（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 1926年由母亲的大姐谭道瑛发展加入共产党）告诉她，陶铸在武汉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并说陶铸多次打听她的情况。母亲无比喜悦，赶忙给陶铸去信问候，并告知别后的情况。很快就收到了陶铸 1950年 4月 3日的亲笔回信，信中充满老首长老战友的关怀和鼓励之情，并表示“完全可以负责证明”母亲在福建的革命经历，令人感动。
陶铸和夫人曾志（右）、女儿陶斯亮（中）合影。
谭珊英母子，1968年 2月摄于韶山。
为我母亲的工作安排问题，当年 7月 27日，陶铸再次给母亲亲笔回信，可谓细致周到。
母亲为践行她父亲谭镜莹“教育救国”的理想，毅然放弃了银行干部等职位安排，选择了小学教师职业。
1957年 5月 31日，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陶铸，给我母亲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亲笔信，邀请我母亲去广州一叙。
这年暑假，母亲带着哥哥陈洣加和我去广州，下火车即到省政府。陶铸正在开会，便叫秘书用轿车送我们到他的住处休息。快吃中饭时，老远就听到“咯噔咯噔”的皮鞋脚步声，陶铸回来了。一走进会客室，他就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他穿一套浅色便装，蓄的平头。虽已年届半百，却精神奕奕，步履矫健，充满朝气。他坐下来和颜悦色地与我们谈话，问母亲路上晕车不？教书的工作和生活怎样？还问及陈柏生在世时的情况。母亲问候他的夫人和孩子，他说曾志胃病发了，住在医院，恐怕一时不能回来，孩子过几天就会回来的。中午，就在他家里吃饭。陶铸不吸烟，不喝酒，吃得也朴素：肉炖海带汤，肉炒豆角，烧豆腐，醋烧青辣椒，还有一份蔬菜。饭后，他叫秘书派车送我们到梅花村招待所住宿。我这年考高中，入学前要透视检查，茶陵当时还没有 X光设备。陶铸得知后，派人送我去陆军医院检查。他
还叫秘书陪我们看过一场戏。在广州住了一个星期，离穗的前一天，陶铸在百忙中又邀我们到家中吃午饭饯行。晚上，还要秘书送来我们母子 3人往返的旅费。我们临走那天上午，陶铸的女儿斯亮刚到广州，就骑自行车赶到招待所来看我们。斯亮穿着朴素，布衣布鞋，文质彬彬，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她比我大两岁，也是那年考高中，临别时送给母亲一张半身小照，母亲珍藏多年，可惜在“文革”中失去了。和陶铸见面时间虽然不长，但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他那机敏潇洒的风采神韵，他那对同志关怀备至、为人民忘我工作
谭珊英，1986年摄于湘潭。
的高尚风格，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永远难忘的印象。正是在陶铸的关怀和勉励下，我母亲一直在家乡小学教员的岗位上，为培养祖国的后一代，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阔别 27年的短暂会见，竟成了永别。“文革”中，陶铸遭到残酷迫害，于 1969年含冤逝世。令人感慨的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被诬陷为“大叛徒”，他的三封信竟成为我母亲被关进“牛棚”的所谓“罪证”，被抄走。后来，中央专案组的外调人员把三封信拿走了，这三封信又变成了陶铸“包庇坏人”的所谓罪证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陶铸平反昭雪。茶陵县也给我母亲平反恢复了名誉。 1980年底，我代母亲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去信，要求查找并归还陶铸写给母亲的三封信。中央组织部于 1981年 3月 3日回信并寄还了三封信。重新见到陶铸那苍劲有力的手笔，真是喜出望外，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