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