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