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脆弱教会我的事(6)

陈文茜:

你在前面提到你拍《理智与情感》时,一句英文都不见得表达得非常好,可是你却处理全英国文学里最重要的经典小说,而且将它拍成电影,又跟莎士比亚剧院等级的演员们一起工作,但最后你不仅把电影拍出来,而且拍得非常好。我非常震惊,所以很好奇,想问你怎么克服这里面的问题?

在美国时,你告诉我,当你拍西方电影时,相对比较坚强,因为你可以像“手术刀”一样面对西方的题材,处理你在这里不会有很多个人投射的议题。可是每一次回到东方,拍东方的议题,你就会开始有很多个人的情绪导入,包括拍《色戒》《卧虎藏龙》,甚至《少年pi的奇幻漂流》,虽然它是印度的故事,但就如你说的,回到台湾,你不仅近乡情怯,很多脆弱也一直跑出来,你曾说:“有一次火车快要到嘉义,靠近台南时,你就更脆弱。”所以,我很好奇,你一直在西方、东方间来来回回,在不同的题材里,不停地转换自己,但东方或家乡,为什么使你那么脆弱?

李 安:

就像小孩和父母的关系四五岁就决定了,因为你生出时是脆弱的,完全需要父母,力量的交流只有单方向,包括小孩对父母的需求、父母对小孩的管教,父母不给你喝奶,你就不行了。你那么小,父母那么大,他照顾你、管教你,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根深蒂固,好像计算机芯片插在你的后脑,或者像机器人,放了一样东西,你就知道“不能伤害主人”。

我觉得我们已经被程序化,就是滋润你、成长你的环境,不管是好的经验、坏的经验,都会深深影响你,逐渐变成我们心理因素的一部分,你没办法选择,也没办法抗衡,这也是我们最脆弱的一点。家乡对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解释我为什么怕爸爸,等到我比他还要强壮,还有名时,我不但怕他,还怕伤到他的感情。也很难解释我跟母亲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现在我对孩子也有那种感觉,对家乡我就是会有这种情绪在里面。

在我们十几岁、茁壮以前,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看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电影,到后来见到他时,有种感觉说不出来,他叫我做什么,就去做,对不对都没办法说清楚,好像自己就该如此。对家乡也是有这种感情,当你成长了,开始拍片,可能不会服气那些人,但当你还很纯真、很弱时,吸引进来的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那是你先天的一部分,我想我对台湾、对家乡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把那些拿出来去破解、戏剧化,对我来讲很难。你要衡量,作为艺术呈现,面对观众,你是否必须公平、真诚,但那时就很难受,内伤比较重,而美国或英国的东西就没有这种感觉。

陈文茜:

你这么爱故乡、爱台湾,在奥斯卡金像奖得奖时刻,谢谢台湾、谢谢台中,对故乡的感情那么深,既复杂又纠结、脆弱,但是,你选择在美国,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电影占有一席之地,要把基础放在纽约、好莱坞。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结论,你会不会告诉年轻人,愈爱故乡,不见得要留在故乡,可以大胆走出去,不管走出来的答案、地点,只需要勇敢地去闯荡,故乡永远都会等待你回来,给你很好的拥抱,就像妈妈一样?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惧怕走出去,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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