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先生早年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边学英文，边学知识。受此影响，他也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尤其擅长遴选、分类图书目录。他发明“四角号码词典”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即是明证。
王先生开书单，堪称“世界第一书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组织“万有文库”，在几年的时间里，推出两集四千多种图书，数目之大，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具野心的文库”，称赞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方针，也是王先生提出来的。
遍览王云五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开列大批书单，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此丛书拟出版八十种，实出四十一种，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李长傅《中国殖民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陈东原《中国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李俨《中国算学史》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十个门类，包括四十三个书目：《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四十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