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底，我在下清水收到了家乡的来信，来信说农田里草长得人一般的高，但庄稼却颗粒无收。收到信后，我有点纳闷，根据我的农业常识，是“水淹一条线，旱了一大片”。大荒年来源于大旱灾，因为旱灾，不论是凹地、平地、高地都要受灾，而内涝，只淹凹地，却淹不了高地，凹地可能颗粒无收，而高地却能收获粮食。既然草能长得人一般高，肯定不是旱灾。如果是水灾，为什么会颗粒无收呢？接着家里又来信说，家里没有饭吃了，饿肚子了。我更奇怪了，不是“大跃进”吗？不是说今年全国大丰收吗？不是说全国产粮一万亿斤吗？不是说全国吃饭不要钱吗？不是说要建立人民公社吗？怎么在河南却没有饭吃了呢？事后得知，这一切都是所谓“大跃进”酿成的后果。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大跃进”是怎样一回事了，这里略作介绍。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革命的胜利，使中央的主要决策人，产生了盲目的自信，以为只要发挥革命的主动性，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而有人更是说什么“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只讲干劲不讲科学的年代。这首先是中央头脑发热，中央首先是毛泽东头脑发热。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以后，他满怀豪情，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他认为什么事情只要想到了，就能做得到。他对于实事求是、按正常步子走路的人大加责备。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斥责刘少奇、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在1957年的南宁会议上，他斥责1956年曾经主张反对冒进、按照实际情况搞建设的周恩来、陈云“离右派只有50米之远”了。像周恩来、陈云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这样的斥责，在党内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这样，全国各级干部都大惊失色，纷纷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努力追上毛泽东的思想。
在建设上要跃进，要“大跃进”。怎样“大跃进”？就是要多上项目，上大项目，要高指标，要高速度。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从中央到各省市，到处热气腾腾，真是要创造人间奇迹，场面也十分感人。我曾参加过一次门头沟区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各乡的党政干部意气风发地参加了这个大会。他们在大会上提出要在农业上“大跃进”。有一个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提出明年(即1959年)要每亩产粮500斤，另一个乡的党委书记马上在大会上提出明年要每亩产粮1000斤，第三个乡党委书记则提出要每亩产粮1500斤，第四个乡党委书记提出要每亩产粮2000斤。如此这般，一个乡压一个乡，最后竟有提出亩产1万斤的。他们不但这样提出具体指标，而且还立下军令状。实际上，他们在大会上提出的指标完全是在吹牛，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根据。门头沟区是山区，土地十分贫瘠，能亩产200斤就是大丰收。提出500斤就是“大跃进”了，1000斤简真就是神话了。像门头沟区这样的“大跃进”的现场会，在全国各省、市、县、区都有，而且很多，声势也更大，吹牛吹得更离奇。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也推波助澜，有报道说河南省某地小麦亩产7300斤，广西某地水稻亩产12万斤，一棵白薯产120斤，一亩白薯产100多万斤，诸如此类的报道很多。这种吹牛大会，像瘟疫一样在全国传播。谁的调门高，牛皮吹得大，谁就是英雄，就被插上红旗；谁实事求是，不吹牛，就是狗熊，就被插上白旗。被插上红旗的受奖，被插上白旗的就要受批判。这样的导向，使得吹牛、浮夸之风愈演愈烈。
一些老实农民和一些诚实的新闻记者对这种胡说八道，心里都很清楚，知道那些报道和“大跃进”现场会上的豪言壮语，都是在撒谎。但那时候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是以言治罪，人们在反右运动中，得到了这样的教训：一是要少说话，说话多了，会给别人留下把柄，留下祸根；二是要顺着领导人的腔调说话，只能说领导人爱听的话，不要说领导人不爱听的话；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说鼓劲的话，不能说泄气的话；只能说大话，不可说实话。他们不愿跟着撒谎，就不说话，个别说实话的人，就挨了批评。
这时候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场面，实际上却是万马齐喑。万马齐喑的结果，使最高决策层完全失去了判断的依据。根据虚报和谎报上来的材料，党中央估计1958年粮食的产量将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粮食过关了。现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工业上，要在1958年使钢的产量比1957年的产量翻一番，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全民动员，全民办钢铁。农村可以生产钢铁，学校也可以生产钢铁，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生产钢铁。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强调指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现在6亿人民干劲冲天，意气风发，切实有效地把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昂扬斗志组织起来，就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前进。……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方，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铁生产大跃进的呢？最主要的也就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的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生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这个社论的语言不是平和的，而是批判的，不是说理的，而是以势压人的。所谓“组织了全民的大辩论”，实际上是组织了全民的大斗争。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所谓的“大辩论”会议，那些会议完全没有辩论的气氛，而是地地道道的斗争会，名义上允许对方可以发言反驳，而当时的气氛，对方根本没有发言的可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领导作风。他们反对人们对他们的决策表示怀疑，谁怀疑，就要驳倒，所谓驳倒，就是要斗倒；他们反对做事要讲条件，谁要讲条件就是“条件论”，就要驳倒，就要斗倒。谁要说“农民生不出铁来”，就要驳倒，实际上就是斗倒。在有点民主气氛的今天的人看来，当时那种作风简直不可思议，但那都是事实。于是，各省、各县、各乡、各村、各学校都要炼钢铁。为了炼钢铁，有些村子，把村子内可能找到的铁器都找出来，做为炼钢铁之用，更有甚者，有些村子竟把烧饭用的锅也动员出来，作炼铁之用。许多学校也都作出炼钢计划。
当时我在农村，对学校内的情况不很了解。《北京大学记事》对学校的炼钢铁有记载。1958年8月3日，“物理学系铁氧体工厂报告，他们用煤炉烧制铁氧体成功。物理学系二(八)班同学报告，他们炼出了第一炉铁水”。8月6日，“物理系一年级同学的炼钢厂称，他们已炼出第一炉钢水”。9月17日，“化学系召开全系为钢而战的誓师大会”。10月26日，“学校召开师生员工家属支援全国大炼钢铁任务，完成800吨炼钢任务誓师大会”。由此可见，为了完成全国1070万吨钢的任务，几乎是人人都要放弃本职工作，参加炼钢。据统计，在全国动员了九千万人上山炼钢，大批的是农民。为了炼钢，真可谓鼓足了干劲，但是由大批的科学盲炼出来的钢，根本就是一堆堆废品，无法用于现代工业。
“大跃进”的另一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冲击了农业。农民们丢掉了庄稼上山炼钢，庄稼荒芜了，草长得人那么高，而农作物却颗粒无收，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是三年大饥荒的要害所在。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之三是基建战线拉得过长。由于“大跃进”的号角，把人的头脑吹得昏天黑地，醺然欲醉，人完全失去了理智，毫无根据地乱上项目，乱上大项目；乱提指标，乱提高指标。那时候上项目，不需要决策，不需要论证，只要领导人一句话，便立项了。对于很大的工程，实行的是“三边”政策，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工程进行不下去了，只好停工，钱花去不少，许多项目半途而废，所投资金都打了水漂。如甘肃省的引洮河上山、长江的葛洲坝就是这样的工程。像这样半途而废的项目，不知道有多少。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很快在全国各地暴露出来。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全国性的大饥荒，特别是河南、四川、甘肃、安徽等省尤其严重。这种情况震动了中南海，也震动了毛泽东，连毛泽东也要节衣缩食以度荒。他当然知道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打了一辈子胜仗的毛泽东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特别不愿意他的同事对工作作批评。他说过：“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年轻时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
《谈话记要》，1965年12月21日于杭州。载“文革”中红卫兵印《毛泽东思想万岁》(四)。
看来，毛泽东年轻时的这个毛病，在几十年后仍然有所表现。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他写信，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时，他便不能容忍，把彭德怀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了防止更多的人对“大跃进”提出异议，毛泽东便以攻为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右倾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那些对“大跃进”、大饥饿有过这样那样议论的人。这种以攻为守的政治策略，只有握有重权的毛泽东才有可能采取，因为只有握有重权，才可以如此翻云覆雨。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形成的决议，很快就在全党传达。北京大学也组织了17级以上的干部学习，我好像也参加了这个学习。我记得在一次17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有几个人被点了名。他们都是谁，我记不起来了。在这次反右倾的运动中，北京大学最大的一个错误斗争，就是对人大、北大的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师生的批判。我奉命参加了这个工作。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制造出来的天文生产数字，使毛泽东作出了另一个错误决定，就是建立人民公社。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物资的极大丰富，他甚至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根据这种错误判断，他在1958年某月，提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他以为中国很快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了。他提出建立人民公社，是要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做准备。当时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那个时代，只要毛泽东有什么号召，全国各地便无条件地闻风而动。如果有人不闻风而动，便被视为右倾，就可能遭受批斗。于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建立人民公社，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于是就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局面。把一切东西都收归公有、要废除私有制的人民公社，毫无根据地向人民许诺要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谓“八包”，有的还加上“娶老婆”、“生孩子”，共有“十包”。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公共食堂。我在门头沟区的清水乡经过了这个全过程。我们这些北京大学的下放干部也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个全过程，而且也跟着这个风，推波助浪。我也在“一平、二调”的大呼隆中，帮助乡村干部收取私人的财产和包括农具在内的各种器物。
人民公社的建立，加剧了社会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物资，特别是粮食的匮乏。当每户人家各自分灶吃饭时，各家可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安排自家的生活，有的家庭可以吃得好一些，有的家庭可以吃得差一些。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家庭里的成员可以互相谅解迁就一些，吃饭的责任落在千家万户个人的身上。而公共食堂建立起来之后，大家对食堂三餐质量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有差别的；群众对食品供应量的要求是刚性的，要填饱肚子，不能打折扣。而在“大跃进”时期，政府掌握的粮食数字，都是虚假的，因而在公共食堂刚刚建立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干部以为群众把粮食藏去了，于是到各家去搜，甚至挖地三尺去搜粮食，结果仍搜不出粮食来。这样，因为没有饭吃，群众就把吃饭的责任完全算在干部身上，干部和群众严重对立。在这个时期，不但原来承诺的所谓“八包”、“十包”完全是泡影，甚至“一包”也包不了，干群关系、群众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是围绕着食堂、吃饭问题展开的。在公共食堂里，几乎天天都有吵架、骂娘，甚至打架之事发生。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
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究竟是奉上级命令从事这一调查的，还是两校领导自己自愿从事这一调查的，这并不重要，我也不清楚，也没有问过。建立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而且被当时的媒体宣传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桥梁，无论是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或从完善这个制度的愿望出发，都有调查的必要。这个调查组有150人左右，我记得全部是共产党员，分为3个组。一个组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大组长是北大的王向立，是三八式的老党员。一个组去河南鲁山县，大组长是北大的马振明，也是老党员。还有一个组去河北省藁城县，大组长是北大的汪子嵩，也是老党员。人民大学也在各组派了比较负责的干部做大组长。校方由原为人民大学副校长后来不久又调为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的邹鲁风为三个组的总指挥。邹鲁风是一个老党员，是一二·九运动时期流亡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建国后曾做过东北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后来调到人民大学做副校长，1959年3月又调来北大做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
这个调查组的领导班子相当坚强，照理说是可以信赖的。调查组1958年12月分赴各地，1959年5月下旬回校，历时将近半年。邹鲁风对社会调查强调实事求是，肯定成绩，也不要回避缺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也要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调查组根据这种指导思想进行调查，他们写的调查报告，对新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说了一些好话，也写了一些缺点。好话自然比较抽象，因为当时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好处，而缺点自然是具体的。比如，有人说人民公社太大了，人民没有粮食吃，干部作风不好，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搞经济不讲效益，上项目不考虑实际情况，等等。这些缺点都是大实话。对于空想出来的人民公社，实在是乏善可陈。但调查报告还是挖空心思地写出一些优点。据说，邹鲁风曾在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蹲过点，对当时公社的一些做法，很不以为然。所以在这次调查中，他也强调大家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调查组回校后，学习了几天，集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并把问题进行了梳理，写了一份报告，题名为《问题汇编》。
这些调查报告和《问题汇编》，我说不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领导部门。在那个年代，凡事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说是，不能说非；只能说正确，不能说缺点。此时又刚刚是庐山会议之后，一些人正在到处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找修正主义分子，找反党分子，找与彭德怀有同样观点的人。因此，某些领导人把这些报告看作是对党的攻击，特别把《问题汇编》看作是反党纲领，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调查组整理出来的一份调查报告写道：“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猖狂攻击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攻击人民公社自然是罪该万死。这样，批判调查组自然成为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为了开展大批判，党委书记陆平挂帅，还有党委副书记冯定参加，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具体领导批判斗争，我被调到党委在魏自强的麾下做具体工作。开展对调查组的批判，首先是要互相揭发。我被安排在党委书记陆平的办公室一个小组内。调查组的成员揭发他们的大小领导，揭发的内容是，某人说过公社办得太大了，某人说公社办早了，某人说办食堂有点冒进，某人说干部作风粗暴，诸如此类的话。听了这些揭发，我内心里感到十分吃惊。我想，这些话不是可以讨论的吗？怎么一下子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言路太窄了，也太可怕了，幸好我没有参加这次调查，否则也是要受批斗的。揭发的矛头指向王向立、马振明、汪子嵩三个大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地说：“揭！揭！”于是揭发的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其实，邹鲁风说的话都是对的，他要调查组实事求是，要大家说实话，要大家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要大家提问题。揭来揭去，也不过是这些内容。但这些正确的话却被歪曲为诱导调查者寻找缺点，诱导大家放毒。
在这个时期，开过一些小型批判会，对象是各组的小组长。后来开过几次大型批判会，对王向立、马振明和汪子嵩进行批判。参加大型批判会的都是17级以上的干部，约有300人。会场阴森可怕。大会上的批判发言，都经过认真准备，不但针对各个人的政治观点，即他们对人民公社的某些言论进行批判，而且还查阅了他们的档案，把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言论或问题，也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表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发言人也大都是疾言厉色，声嘶力竭。当然，这些发言者也都是奉命发言，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声嘶力竭、疾言厉色，也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真实感情，这是大批判会独具的特色，也是极左年代的时尚。我看过一些高级干部所写的回忆录，他们也记载了在高层举行的批判会上，也大都如是。我读过刘少奇写的《论党内斗争》，那里面所写的还是理性的，这个时期的大批判给了我党内斗争的感性的认识。这种斗争使我感到可怕，也很不理解，我感到那些批判是强辞夺理的，是以势压人的。像人民公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些是我亲自看到的，有些是我的家乡传过来的，调查组调查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千真万确的，批判者的批判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但那时候，我也只能做两面人。一方面，我对这种批判无法从内心里接受；另一方面，我又要为开好这种批判会做参谋。这几次大批判会，没有批判邹鲁风。
在1959年10月27日，北大党委常委在临湖轩开会，研究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的批判问题。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也参加了这次常委会。正在开会时，人民大学派人来向党委书记陆平通报人民大学的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的批判斗争情况。该同志通报的第一件事就是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邹鲁风自杀了。邹鲁风虽然调来北大，但家还在人民大学，他26日夜里在自己家中服安眠药片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的是震惊，我想并没有批判邹鲁风，邹鲁风怎么就自杀了？陆平感到的是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位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就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当然，邹鲁风可能是中央或北京市委管理的干部，北京大学党委无权处理他的党籍问题，陆平的愤怒只不过表示他的情绪罢了。在共产党的纪律和文化里，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钢铁战士，在对敌斗争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在困难面前，是迎难而上，不为困难所吓倒，可以被杀，而决不能自杀。对敌投降，遇困难自杀，是软弱的表现，是对革命、对党的叛变行为，是叛徒。这种文化和纪律，对于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的确起着巨大的作用。陆平的愤怒是一种党性的表现。
邹鲁风死了，北大并没有开大会批判他。他为什么自杀？据说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在某一次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共产党的老干部都知道党内斗争的残酷，都知道被上级组织点了名意味着什么，或者被批斗，或者被撤职，或者被降级，这对意志不够坚强的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
邹鲁风去世后，据说邹的夫人要求给邹的墓前立一个碑，没有被批准。邹夫人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这件事是被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广大的北大师生无人知道。据说某系有一位教授曾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写有“邹鲁风之墓”的砖，十分惊奇。回校后问，没有听说邹鲁风逝世，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是不是有两个邹鲁风？
1962年，王向立、马振明、汪子嵩都被恢复了名誉，而自杀的邹鲁风在稍后的时间里也被平了反。
马寅初(1882~1982)，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激烈地抨击反动的蒋介石统治集团。马寅初敏锐地观察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将不利于建设资金的积累，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工业化的实现。从1955年到1960年，他连续发表了10多篇关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论文。其《新人口论》一文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1957年，他作为人大常委，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并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大会。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了《新人口论》。
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种规律，凡是一个人被认为有某一方面的错误，便会对他的一切都产生怀疑，从历史到现实，从言论到行动，从学术思想到政治思想，从思想作风到工作作风，从某次会议上的发言到他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要受到怀疑，都要翻个底朝天。北大对马寅初的批判也是如此，经济系师生对马寅初的批判并不限于《新人口论》，而是认为他写的文章和谈话都是有毒的，都需要批判。例如，经济系教授樊弘给马寅初写大字报，批评他所写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认为该文“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批判马寅初在指导他们学习和研究工作时，向他们宣传了“大北大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总之，马寅初一身都是毒，笔下有毒，嘴里有毒，呼吸有毒。批判者对他的《新人口论》更是口诛笔伐，北京大学的校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他的《新人口论》，全国各大报刊上也都发表了大量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有些文章甚至认为他的《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据有人统计，一年多时间内，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58篇之多。批判者说他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翻版”。
马寅初对这些批判嗤之以鼻，毫不屈服，他在校内也写大字报进行说理反驳。周恩来是马寅初的好朋友，曾劝马寅初作个检讨，承认错误了事。马寅初不肯这样作违心的检讨，1959年12月，马寅初给《新建设》杂志送去了他曾在北京大学发表过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那种批判者投降”。康生代表中央发言说，“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问题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搞臭”。斗争一步一步升级。在北京大学究竟对马寅初开过多少次批判斗争会，我并不清楚，而我就参加过一次。
我所参加的那次批判斗争会，大概是在1960年的上半年，地点是在哲学楼的一个大教室里，这个会是由哪个单位召开的，会议是由谁主持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这个会场大约可以容纳200多人。这个批判会较“文化大革命”时期文明一些，马寅初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没有让他下跪，也没有让他低头。大会上有几个人发言也记不得了。发言者主要是对他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说他的新人口论是不折不扣的马尔萨斯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张目的，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等等。批判会还动员他的一个女秘书揭发他。我不知道这个批判会的内幕，估计这个秘书是被迫发言的。秘书造了这样一个讽刺性的谣言，对马寅初进行人格侮辱，发言说：“马寅初不亏是经济学家，他懂得怎样节约，懂得怎样省自己的钱，他在杭州一家饭店吃饭，喝了人家的鸡汤不给钱。当饭店向他要钱时，他不给钱，说‘我只喝了鸡汤，并没有吃你们的鸡，为什么要钱？’”这样离奇的发言，完全是一种捏造，是出于完全搞臭的政策。
对马寅初的批判，是愚昧对圣智的批判，是无知对有知的批判，是野蛮对文明的批判，是强权对真理的亵渎。难道中国就没有明白人？难道在中国只有马寅初一人明白？不是的。这是在极左路线下，言路太窄，政治权威一言九鼎，谁也不敢发出同政治权威不同的声音，真理就这样被扼杀了。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认真研究过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
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斗争了彭德怀，他发表了这样一段讲话：“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唱起阶级斗争的调子呢？阶级斗争既是他同国民党作斗争的策略武器，也是他进行党内斗争的武器，所以他曾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了堵住人们议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非的嘴巴，他祭起了阶级斗争的这个法宝。一祭起这个法宝，就把对方放在阶级敌人的位置上，人们就不敢说话了。
在阶级斗争的号召下，全国都紧张起来，有些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向上爬，努力紧跟号召，争做积极分子，睁大眼睛，到处搜索“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他们平时不写文章，在这时候却极为积极地去查找别人写的文章、书籍、讲稿、书面报告，从中吹毛求疵，断章取义地歪曲别人的思想和言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告发我的一篇文章是修正主义的。
在1959年的暑假，我在学校休假，有时到图书馆去看书。我是教中共党史的，就翻一翻有关中共党史方面的书籍和报刊。我阅读了《向导周报》。《向导周报》是我党早期的党刊。在《向导周报》上，有很多陈独秀的文章，我阅读了陈独秀的文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被认为是投降主义的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轻视武装斗争、放弃武装斗争，轻视农民运动、放弃农民运动，但在他写的许多文章中却十分重视武装斗争、重视农民运动。我想解开这个迷团，就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剖析》一文。这篇文章辨析了陈独秀为什么一方面强调武装斗争、农民问题的的重要，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却又放弃武装斗争、农民运动。我这个辨析，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有道理的。
这篇文章写好后，我寄给了《历史研究》，文章寄走不到一周，马上就寄来了清样，准备发表，看来《历史研究》编辑部是欣赏这篇文章的。但不久，他们又来信告诉我，这是一篇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章，政治性强，要请中央宣传部审查一下。大概又过了4个月，文章在《历史研究》1960年1、2期合刊上发表了，文章是否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过，我就不得而知了。这篇文章开始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后来说是为陈独秀翻案的，再后来又说是为彭德怀招魂的，这些大帽子给我带来了滔天大祸，使我险些为之丧命。
这个密告来自何方，至今我也弄不清楚，我问过当时的领导赵宝煦同志、张侠同志，他们也说不清了。他们只隐约地记得似乎来自东北方面，这可能是对的。大概是在1960年的某月某日，我在北大图书馆翻阅报纸，看到东北某省的一张报纸的副刊，用整版的篇幅讨论我那篇文章，那时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也没有过文字狱的经历，没有给予特别关注，也不记得他们讨论的意见，现在也找不到了。他们向谁告了状，是谁把状转到了北大，这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我估计这个状是由北大的上级机关转下来的。
我所在的中共党史教研室党总支受理了转来的状子。党的总支委员会开了一个总支扩大会对我进行批评和帮助，总共有10来个人参加。这是一个小型的会议，气氛并不紧张，像一个党内的政治生活会。既然是上级转下来的状子，总得吹毛求疵一番。可以说参加会议的人，谁也说不清文章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既然是来参加批判会，总得说几句，记得每人都说了话，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能使我感到心服，这不是我自大，而是那时候极左思潮已经统治了每一个人，在极左思潮统治下的言论，几乎毫无例外地不是无中生有，就是无限夸大。
这篇文章究竟是怎么被歪曲的，我将在本书第八章中进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