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是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6亿人民出发、不从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有林等主编《国史通鉴》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从文件关于整风的内容看，可谓无所不包，也可以说是十分全面。和历次整风运动一样，鼓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是提倡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法。其矛头所向，是针对党的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其目的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京大学党委组织党内外干部学习毛泽东的《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这个学习，《北京大学记事》1957年记载：“5月14日：校党委于4月25日开始举行的党内外主要干部约150人学习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会议告一段落。在会议期间，各小组都开了三四次小组会，5月6、7、9、10、13、14日共举行了6次大会。在大会上有50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尖锐批评。”
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教师，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学习，只是在校刊上看见了他们的发言。最近我又翻阅了那个年代的《北大校刊》，感到他们的发言，并没有多少偏激之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组织和党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第二，党员自视特殊，高人一等；第三，学校机关化，衙门化；第四，不尊重学术，而是重视头衔；第五，党员享有特权；第六，党外干部有职无权；第七，党群之间有墙有沟；第八，批评肃反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第九，行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第十，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所有干部和教授们的发言，基本上说出了我们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没有出格的言论。
到了5月1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学生参加了揭发和批判。学生参加运动起因于我校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我校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他们认为代表的产生是不民主的。同日，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大字报，号召搞一个民主墙。以5月19日的大字报为开端，全校掀起了贴大字报的狂潮。5月20日，中文系学生张元勋、沈泽宜贴出了《是时候了》的诗歌大字报。诗歌写道：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泄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枝火炬，
烧毁一切
人生的藩篱，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化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张元勋、沈泽宜：《是时候了》，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这首诗的艺术性应该说有相当高的造诣，政治上有很强的煽动性，它宣泄了一种情绪，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它抱怨政治不民主，言论不自由，社会不平等，人间有隔阂，团体里没有温暖，它激愤、忧伤，它号召人们起来“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应该说诗中所指的一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现象。那个年代正是大力宣传阶级斗争的年代，研究事物的基本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那时候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是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强调的是斗争，不是和平；强调的是一分为二，不是合二而一；强调的是“别”，不是“同”；对那个时候的人，只能说是阶级的人，不能抽象地说人；只能说阶级性，不能说人性。报刊上充满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和谐论、调和论的文章。如果把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性化”、“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概念在那时候说出来，那便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诗的作者不明此理，话说得早了。
这篇诗歌大字报一出来，便引起了大批学生的共鸣，纷纷响应这份大字报，也有若干篇同名字的诗作，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只是艺术性差些。更多的是围绕着张、沈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学生的参加，大大地扩大了整风的广度和深度，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在学校的每一栋楼房的墙上，墙壁不够用，就在树木之间扯上绳子，在绳子上粘上大字报。参加写大字报的学生有多少，无法统计。每天张贴大字报的人、看大字报的人，挤满了校园。与此同时，个别教师和部分学生到外校甚至到外地搞串联，少量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不恰当的言论，甚至是出格的言论。例如，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带领29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去串联和宣传，刘奇弟等人到天津去串联和宣传。随着学生们加入，教师们也受到了影响。有一位教师说：“向同学学习，大胆地鸣，大胆地放。”于是，又有一批教师继续鸣放，这批鸣放的教师，有一些以后就被划成了右派。为了使读者知道什么人会被划成右派，下面我摘录一些他们的言论：
(1)党员有特权，是宗派主义。
有些人响应党的号召反对宗派主义。俄语系教师李廷栋，在会上发言说：“在评薪评级、提拔干部时，将党员都看成‘当然代表’，另外在群众里边找一个‘群众代表’就行了。凡与党员有同等工作能力、专长，担任相当职务的人都应一律同样看待。党和政府对工作人员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系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推行宗派主义路线。”
(2)党员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不正确。
“有个相当负责任的党员说：‘民主党派的成员永远是被改造的对象。’……像我们这样的党员同志可能没有认识到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忘记了自己也需要改造，因为毛主席说：任何人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
(3)不同意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
“我们的一些党员处处要表现得不论在任何时候对群众总有先进、中间与落后之分。因此，不论在哪个教研室总要设法找几个打击、排挤的对象，照他们看来，在一个单位里没有落后分子，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4)是积极分子造成党群之间的隔阂。
“我们系的确有些积极分子，但他们专门搜集别人的意见，经过自己加工，予以夸大，再反映到上面去。而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不深入调查，以为积极分子的意见都是对的，结果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
(5)入党前联系群众，入党以后就脱离群众了。
“我到系里后，党组织共发展三个党员，但我发现他们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入党前与群众关系较好，问长问短，关怀之极，有如亲兄弟姐妹，感到与这些同志在一起工作很温暖。但入党后，逐渐来往少了，起初还似联系而不联系，到后来就要在他们原来联系的群众身上找毛病，一遇到机会，就批评、斗争，原来的温暖一点也没有了。”
(6)党、团员形成小圈子。
过去说别人是“小圈子”，现在自己组织“小圈子”。“过去我们领导上很注意群众中的‘小圈子’问题，看见两人以上的人多来多往，或在一起交谈，就说有‘小圈子’作风，有时还要开会斗争。这样使大家逐渐‘六亲不认’，关起门来看书。奇怪的是，新型的‘小圈子’作风特别盛行，党员与党员、团员与团员与上述的‘积极分子’都成为‘小圈子’了。”
以上皆摘录自北京大学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言论集》，1958年。
(7)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反对官僚主义，这里可以以王铁崖的一篇“肃清官风，发扬学风”的文章作为典型。王铁崖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文章说：“现在‘主义’已经太多了，但是我想再加上一个‘行政主义’。……行政主义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一方面是学校领导陷于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学校的领导以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当然，学校领导掌握学校行政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陷入行政事务，而且愈陷愈深呢？是不是应该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工作呢？……有人说，教学靠‘良心’，这就是说，教学工作依靠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行政方法却不能解决发挥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
第二，“不能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行政主义’很容易受人喜爱，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闭上眼睛不看效果，也是很痛快的。领导者可以坐在高楼上发号施令。行政有个系统，指示可以层层下达。但是这样的贯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就不能不产生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请看，这几年学校领导对教学和科学研究注意了什么呢？在教学工作上，尽是教学进度、教学环节、考试制度等教学形式；教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学内容，而用行政方法来管教学，不是什么分量太重或太轻、逻辑性强不强等皮毛问题，就是搬用一些教条来检查教材。在科学研究上，这样的领导只能是订计划、要题目、订期限；再不然就是做些检查进度的表面文章。最近有一个例子，学校领导想要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教学工作中贯彻的情况，就决定在某些系重点地检查一两个课，于是指示下达到系，系到教研室，到主讲教员；检查之后，层层往上汇报，从主讲教员到教研室，教研室到系，系再到校行政。据我看来，这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
第三，不重学问重头衔。“目前，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有那么多的头衔，而且受到那么样的重视，实在令人诧异，好像值得人们重视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职位头衔。……我说这是官风。……社会上也有这种风气。明明是科学家、教授，报纸上总想法给他挂个什么‘长’，什么‘主任’。有的报纸还出现过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字样，真是闻所未闻，连‘教研室主任’也成为头衔登到报上，更是莫名其妙。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这不仅损害了学风，而且也糟蹋了科学家。”
以上摘录自王铁崖：《肃清官风，发扬学风》，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10日。
(8)学校没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
有的干部批评学校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对使用干部不放手，没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例如，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许世华说：“几年来，领导同志惯于搞一些表面工作，如去年花了很多人力和时间搞12年规划，搞完了也就没有人管了。又如每年搞的总结和规划，交上去也就完事了。”许世华还说：由于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使许多干部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受到损害。这表现在：(1)我们领导同志没有注意如何使党的代表大会和校务委员会发挥应有的作用；(2)在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和统一领导下层层负责的精神较差；(3)上下关系不很正常，对下面埋怨多，主动帮助和支持差，对基层组织缺乏应有的尊重；(4)领导不关心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意见，不注意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是很严重的”。许世华还分析了领导上存在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的原因。他指出：“首先，一些领导同志(不是所有)完全不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劳动，不知道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甘苦，不掌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是学校领导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主要根源。”许世华还为改进工作和作风提出了8条建议。“(1)领导首先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2)要认真严肃地分析群众的意见，加以排队，同时对下面关键性的问题，加以切实具体帮助，彻底扭转领导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同呼吸、共甘苦。(3)一些领导同志要下决心摆脱一些事务，切实做到能参加一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劳动，以便逐步掌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规律。(4)要切实做到使党的代表大会能真正起到监督党委工作的作用。(5)要进一步研究党委会与行政的关系，党委会应该着重研究如何使方针政策的精神具有北大的特点；(研究)思想工作的方针问题。具体工作应该放手交行政来做。(6)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集体领导原则，使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得到切实的贯彻。(7)加强党委办公室、大学办公室，使其真正起到助手作用。(8)进一步发挥各系科、教研室及群众组织的作用。”
《北京大学校刊》。
李廷栋的发言的确是尖锐一些，但也只是具体的工作作风问题，他说的某些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无出格言论，党号召人民帮助整风，难道不能提尖锐一点的意见吗?至于王铁崖、许世华的发言，讲的更是工作作风了。
教师们的发言多偏重于工作中的问题，而学生的鸣放虽然也有关于宗派主义、党群关系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理论问题，例如民主问题、阶级问题、“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9)民主是神圣的权利，不是手段。
关于民主问题，数学系学生杨路说：“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样使用就怎样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力。”
杨路：《我的发言》，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民主除掉它的阶级性外，还有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关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
“我国是由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群众对民主的要求不高。因此，如果搞得不好，连资产阶级社会那一点民主也没有。有些知识分子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有道理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先进的，但是还没有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是理想的，主要是不民主。”
扬路：《最后的宣言》，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再如物理系的学生严仲强在他写的大字报里一再强调民主和自由。他写道：“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制度中作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并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本校的‘5·19’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
严仲强：《压制不了的呼声》，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0)过分强调了阶级性，冲淡了人性。
关于人性、阶级性问题，化学系学生张锡琨写了《人性的呼唤》：“人在形成过程中，人性亦随之形成。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性亦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内容。但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人开始有了另外一种属性——阶级性，加上人们种种阶级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阶级矛盾的掩盖下，被冲淡了，被忽视了(如各种酷刑的出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本应该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由于过分地强调了阶级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灭绝人性的东西无阻碍地发生了。(在各次运动中)对阶级异己加以私刑。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体摧残。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者对人身进行了无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所以这些恶劣的现象在社会上未被有效地制止。所以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儿子可以对父亲任意谩骂，甚至将其捆绑、鞭打，……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所以把一切生活琐事以及开玩笑的话，都搬来作为口实，而进行荒谬的推理，将其推向反革命的边缘。……朋友，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好一点的愿望，难道你的同学就没有生活下去的起码的要求吗？朋友，想想吧！不要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来！”
张锡锟：《人性的呼唤》，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杨路还认为：“人道主义是最高准则，共产主义不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一个阶梯，人首先是有其共性——人性，而后才有阶级性，我们现在是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性。人道主义也适用于敌人，例如我们反对给敌人施加酷刑。斯大林、拉科西违反了人道主义，所以不能说他们是正直善良的人。”摘录自北京大学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言论集》，1958年。
(11)不民主就是“三害”的根源。
关于“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这可以以数学系学生徐克学的大字报为典型。徐克学在他写的《“卫道者”们看》的大字报里这样写道：“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有产生三害的根源。不少被批定为离开社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对三害根源的讨论。认为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我认为这些看法还是有道理的。‘卫道者’们，不要发慌，不要一听到‘我们的制度不健全’，就条件反射似的举起双手反对，大喊：‘你的动机何在？你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老天啊！谁还敢鸣、敢放，敢对重大问题探讨，谁又愿意做反革命的可疑者。……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被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现在、将来还会有这对立的两方面……领导者还要组织被领导者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由于领导的地位使得领导者不可能完全了解被领导者群众的要求和呼吁。这样，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其产生的条件了。领导者要领导被领导者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民主生活不可能完善，要集中，甚至民主被集中得可怜，这样，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墙有沟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难怪有人不敢大鸣大放。对领导有意见，想批评，前顾后虑，三害得以安然存在。被领导者的处境不可能像领导者看得全面，看得长远，尤其在阶级斗争还没有消灭时，我们的制度必须规定被领导的群众要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指示……。领导者在群众中久而久之有威望了，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某些时候，群众只能凭着对领导者的信任，接受指示和领导。万一领导者错了将如何，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地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
徐克学：《“卫道者”们看》，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12)个人崇拜是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的产物。
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发言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不是指公有制度和私有制度，而是指具体制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决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也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摘录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法律系学生李绍林也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历史的主人，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所以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创造英雄，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肯定英雄与领袖作用的。我们的国家经过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100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众没有民主生活习惯，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很深，‘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以个人崇拜有很深刻的基础。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推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更重要的意义，是抵抗个人崇拜的特效药。”摘录自北京大学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言论集》，1958年。
在教职工和学生中都有一些抒发愤懑、情绪激烈的言论。这可以以工会职员刘培之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和物理系学生严仲强的一张大字报为代表，这封信和这张大字报有些过激言论。刘培之写道：“尊严的毛主席：从来治世，都是选贤与能。现在处处有个人事室(党团员掌握)，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什么叫做贤能，只是选党与团，党即贤，团即能。其实什么事不是人们自觉响应维护而推行的呢？像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只是一声喊就全国立成。人们早就由敬而畏，由自觉而麻木，自三反、五反以来，‘贤能’们在群众中做过什么振聋启聩的事呢？肃反运动，大张旗鼓，逮捕的大都是好人，被斗的多半都是老实人。在这个运动中，把人类一切仁义、忠信、互爱互助、礼貌、尊严、自重自爱和诚实之心，全部清除干净，充分发扬了倾轧陷害、推井下石、背信弃义、乘人之危、残忍无情、野蛮粗暴的能事。……党团员们在学校里都是劳心者治人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都是生就贤能，岂不美哉，可惜大都是些投机能手，赶浪头的英雄，刚出茅庐、乳臭未干的孩子就做领导，真正好的党团员是很少的，好像只能在戏剧和小说里才看得到。”
同上。
严仲强在大字报里写道：“要统治就得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我回忆过去几年的若干措施，就拿肃反来说，我觉得这是生硬地袭用苏联老大哥的错误经验的结果，犯了极端教条主义的结果。就拿本校来讲吧，简直乱斗好人。例如，将顾牧丁先生等当作反革命来斗，这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路线的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不相上下的。……
再说几年来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是恶劣到极点了，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等口号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条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经迸发出来了，‘五四’的火炬已将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俨然，一本正经，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社会主义基础只会因为清洗掉少数混蛋、寄生虫而更加巩固起来。是谁在人民中筑起来千万条鸿沟，是谁在人们中传播彼此不信任的气氛，是谁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该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吧！这些坏人坏事的存在发展一定有领导上的支持，这和党委制不是没有联系的，取消党委制！一切权力归于校行政、学生会。……”
严仲强：《疯子的话》，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也有些人如谭天荣十分狂妄自负，瞧不起任何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稳定地、缓慢地、然而是切切实实的过渡’”，“刘少奇对辩证法最多也不过是个半通”，“邓小平报告中充满了保守的、自满的情绪”，“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乱与空虚”，“党中央的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现得过分愚蠢。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水平的确不高”。
摘录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他谈理论，讲哲学，语言晦涩，故弄玄虚，故作高深，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此外，还有一些大字报是为胡风及其同僚和朋友们鸣冤的，还有怀才不遇、发泄自己情绪的，这里就不一一抄出来了。我在上面抄出来的一点点大字报，都是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那些教师和学生所写出来的东西。论分量可能只是当年的万分之一，论内容，基本上反映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之所以把它抄出来，是让今天的读者大概了解一些北大1957年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全党全国的整风运动，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只是全国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整风运动便在全国展开。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恳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要他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共产党的工作和共产党员提意见。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没有过参加整风运动的经验，他们开始对给共产党提意见有很大的顾虑，经过一再动员，他们便大胆地、放心地给共产党提起意见来了。他们想不到整风提意见还有一个界限，而并非完全是“知无不言”。他们所提的意见同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的意见大同小异，主要是：(1)党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2)党员享有特权，主要是做官的权利；(3)共产党不相信非党干部，非党干部有职无权；(4)批评肃反运动扩大化和粗暴；(5)批评工作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6)不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7)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令毛泽东难以入耳的言论，例如有人提出，在中国也应该像在英国一样，建立一个海德公园，让人们在那里任意发表言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等等。毛泽东原本是要给共产党整风的，当他听到一些在他看来是出格的言论时，便不能容忍，他要给以还击，要把那些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当作敌人来打击。但他还不要马上回击，因为在他看来条件还不成熟，他意想中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他发指示，要设法“引蛇出洞”，他的办法是要进一步让群众鸣放，要他们走到顶点，他还要设计捕获更多的敌人。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果然是一条妙计。《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文章，号召进一步大鸣大放，并且把他们鸣放的言论都登在报上，白纸黑字，如木板上钉钉子，谁也赖不掉。不少“敌人”果然中计。群众的鸣放即将近于尾声之时，又来了一个鸣放高潮。“蛇”一条一条地出洞了。在这些意见中，主要是两条：一是党群关系，二是政治民主。这里，我只想摘录一小部分有些刺激性的、令毛泽东感到不愉快的发言。
在1957年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鸣放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作了发言，发言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的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只要处理得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国史通鉴》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储安平这篇发言所表达的内容，在当时许多党外人士的鸣放中都有相类似的思想，只是没有人给以理论上的概括。而储安平用“党天下”三个字把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和强烈的刺激性。还有许多人的发言批评中国政治缺乏民主，等等。与此同时，在许多高等学校里，学生上街闹事，他们闹事所提出来的口号也都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况下，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领的中国民主同盟召集了一个有6位教授参加的座谈会，商谈如何应付当前的局面。参加座谈会的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庸、钱伟长、吴景超等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当前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似乎共产党就要垮台了。
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刺激的发言和许多大学学生的闹事，使毛泽东不能容忍，他要反击了。共产党号召的整风运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右派斗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叫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社论的调子是相当严厉的，对当时的一切言论和大字报是当头棒喝和猛烈抨击，有些人惊呼“上当了”。储安平也仓皇失措，他说他不知道“知无不言”本身还有个界限，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说了，而且准备作检讨。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写大字报和提意见的人，并不认为共产党是可欺的，是可以推翻的。否则，一篇社论怎么就能把他们吓倒？
《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接着，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工人说话了》；7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反右派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北京大学的反右派斗争也开始了。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日报》的号召，北京大学的广大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多数人写大字报驳斥当时的所谓“右派言论”，当时的大字报之多，只有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另一种形式，是广大的学生在校园内包围一些所谓的“右派学生”进行辩论，实际上是进行斗争。对于若干重点人物，召开有准备的大型批判会。
这时候，学校唯一的工作就是反右派，各系都有自己的右派，各系都在校系两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对于那些写过大字报、讲演过、在会上发过言、处于明处的右派，就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此外，还要深挖处于暗处的右派。所谓处于暗处的右派，就是指那些平时在公开场合不太说话的人，这次鸣放中也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言论。但人们怀疑他们思想上可能有问题，就发动群众秘密地揭发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说过什么话，议论过什么事，发过什么牢骚，有过什么不满情绪。经过搜索，什么也搜索不到，也就罢了。如果东鳞西爪地搜罗到了一些，就编成“辫子”，开展批判。更有甚者，是找某些人并让他们汇报思想。他们如果如实汇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也被当作“右派言论”，开会批判，后来甚至被划成了右派。
根据我在上面所摘引的鸣放出来的言论来看，教师们的言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很多切中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例如许世华的发言，纯粹指的工作中的问题，并无偏激之处；再如王铁崖的发言，是关于我们的作风问题，并无什么不当之处。学生们所提出来的理论问题，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例如民主问题，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再如人性和阶级性问题，人是不是只有阶级性？究竟有没有纯粹的人性？人和人之间的争论是不是都是阶级斗争？还有个人崇拜问题，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没有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什么危害？此外，还有“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问题，这“三害”同我们的政治体制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并仍然是当前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学生们，应该说他们是有见识的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即使不讨论，给大家作必要的解释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这做得太过分了。像谭天荣那样狂妄、傲慢、出言不逊的人，是需要给予一定的批评的，但他们都是年轻人，属于初生牛犊不畏虎之类，给予适当的批评甚至处分是可以的，但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也是太过分了。
根据《北京大学记事》，北京大学先后共划了699个“右派分子”，其中教师110人，学生589人。在学生当中，有的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有的还不到20岁，最小的还只有17岁。他们年幼，还不谙世事，只为说了几句对社会不满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右派是什么，右派当时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的人，就成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了。父母不以其为子女，子女不以其为父母，兄弟不以其为兄弟，朋友不以其为朋友，亲戚不以其为亲戚。一戴上右派的帽子，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进入了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些人中，有的不堪忍受此种侮辱而自杀了，有的竟在凄凄惨惨的境遇中度过了20年非人的生活。只有少数人在两三年后被摘去了帽子，但仍被认为是“摘帽右派”，被看作四等公民，不齿于人类。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才彻底翻了身。
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但它的后果也是严重的。首先，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在社会上，在高校，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人，不少是一些社会精英，他们有头脑、有知识、懂得科学技术，如果给他们以合适的环境，他们会在他们的岗位上对社会、对人民作出贡献来。不幸的是，当他们风华正茂、可以奋发有为的时候，却遭到了如此当头棒喝，绝了前进的希望。其次，据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努力，有一些学有成就的留美学生，愿意回国工作，经过这次反右斗争，他们都害怕了，不敢回国了。再次，堵塞了人民的言路。所有被划为右派的人，都是因为说了几句领导人不喜欢听的话。以言治罪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癌症，人们再也不敢说话了，任凭你快要走进万丈深渊了，也没有人向你提醒了。只有那些靠舔痔求官的人才在那里向你三呼万岁。毛泽东是很懂中国历史的，他完全知道，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不是亡于人们的批评，相反，而是导源于禁民之口，秦王朝和隋王朝的短命，给人们提供了佐证。
1957年，党号召整风，一开始只由学校党委召开座谈会，我是一个年轻教师，没有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只是有时候看看《北大校刊》刊登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感到那些发言也无多少惊人之处。似乎整风与我无干。到了5月19日，发生了突变，听说大饭厅(即现在的百年大讲堂处)出现了大字报。我第一次听说大字报这种事。我们住在未名湖畔的一些年轻教师都感到新奇，结伴前往观看大字报。开头只有少量的质问学校团委团代表是怎样产生的，还有张元勋、沈泽宜写的《是时候了》的诗，但不久，大字报越来越多，大字报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大字报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尖锐，有些大字报简直是在骂人。
那时候，我是刚刚入党三年多的党员，对党无比信任，对党的各项政策无条件拥护，听不惯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特别是听不惯那些尖锐的批评。我心里有点紧张，以为学生要造反了。我跑到党委会找党委的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