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界第一校长(2)

蔡元培用人依旧是只看能力,不重出身,梁漱溟当时只有24岁,蔡元培读了梁漱溟的一篇文章,便邀请梁漱溟来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一向提倡学术自由,即使每一科的教员持有不同主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蔡元培都允许他们并存,这样学生才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在北大,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而刘申书等人维护文言文。蔡元培既承认白话文在应用上很方便,日后势必盛行,又不完全否认文言文。蔡元培拿写字作比喻:“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既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在1918年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蔡元培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把大学比作人的身体,人体器官分左右,骨肉有刚有柔,看似相反,实际相辅相成。蔡元培说:“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所以为之大也。”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了北京大学的校训与办学方针,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有以陈独秀、鲁迅、刘半农、胡适、李大钊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也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学术成绩斐然的旧派学者。

教师之间讲课针锋相对成了北京大学常见的现象,学术与真理在这种唇枪舌剑的交锋中自由前行。中国向来没有思想自由的传统,蔡元培却偏偏要引进在国外大学盛行已久的自由之风,大有开先河之意。北京大学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心,与蔡元培的自由理念是分不开的。

北大的自由不仅体现在思想上,学生听课也很自由。

北京大学的课程不仅对本校学生开放,外校人员也一律来者不拒。梁漱溟的课颇为“叫座”,教室常常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其中有一半都不是本校学生,其中有外校学生,甚至社会上的好学之人。“旁听”成了北大的特点,沈从文就在北大旁听了很多课程,他甚至还冒充北大学生参加过考试,成绩及格并且得到了3角5分钱的奖学金。

沟通文理与选科制

蔡元培调整了北大的学科设置,他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科的发展,并将北京大学的文理科内容逐步充实,同时调整了法科,去掉了工科。

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蔡元培发现文理分科渐渐显露出弊端,文科中的史学、文学皆与科学有关,若文科学生与理科隔绝,必然流于空疏;理科又与哲学紧密相关,若理科学生与文科隔绝,视哲学为无用,就会陷入机械的世界观。文理各种科学多有交汇之处,难以分离,蔡元培提出沟通文理的教学办法,得到了学校的赞同。

蔡元培还效仿欧美,向教育部提案,将大学的“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并由北京大学试办。蔡元培曾在演讲中说:“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强调个人禀赋的自由发展,而当时大学实行的年级制,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年限方可毕业,学生的教育自由受到了阻碍。

1919年,选科制率先于北大实施,后全国大学争先效仿。

1922年,教育部也将此制度在大学之中普遍推行,甚至规模较大的中学也实行了选科制。在教育部推广选科制之前,蔡元培便说过“新教育必将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一语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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