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吉尔伯特：我对黄樟茶的焦虑既当真又严肃！因为我当时来印第安纳的决定是相当激进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所嫁的丈夫在学术地位上要比我高好几个档次，27 岁的时候，我已经有3 个孩子了，尽管我当时还在为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努力，我们母子4 人却不得不自觉地跟从一家之长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我丈夫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一份工作。埃利奥特和我属于那种典型的喜欢在海岸边生活的人。可是，到了1973 年秋，在我们国家腹地的腹地，我们俩和我们的在伯克利成长的3 个小捣蛋鬼在干什么呢？我们心目中的美国地图基本上是著名的施泰因贝格卡通片中地理格局的改造版：曼哈顿位于一切的中心，加利福尼亚则代表了位于名叫美国的巨大峡谷的另一边的一种迷人的可能性，那里有一些神秘的波纹曲线，中间则穿插着一些平坦之处。可是在所有的地方当中，我们最后怎么就到印第安纳来了呢？
我和我的丈夫属于一对学术型的夫妻，那就是答案所在，当时，一对学术型的夫妻所能得到的不是奖励而只有惩罚，因为他们竟然胆敢拥有共同的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妻子竟然胆敢想在完全由丈夫操纵的领域之内一显身手，那她就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读学位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一直在付出这种代价——这一代价最终使我“意识抬头”（consciousness raising），这是20 世纪70 年代所使用的术语，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时了，但是当时我并没能完全领会这一术语的内涵，即便是在我到达布鲁明顿之后。
还记得过去的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精神上的“开窍”吗，即当你发现自己遭遇到过去常称之为性别歧视的问题时的体会？在我和苏珊在电梯中不期而遇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开窍的无数潜在的可能性了，即便我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它们。开窍的可能性之一：我到底在研究生院里做什么呢？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求教，这时，他发现我在注册读研究生时，丈夫就在哥伦比亚学院任教。开窍的可能性之二：我在戴维斯分校压根儿就别想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学校在雇用了丈夫之后，是绝对不可能再接纳妻子的，我们一到戴维斯校园，我丈夫的一位同事就对我们作了这样的说明。开窍的可能性之三：这是对的，另外一位同事这样插话说，因为假如“一个家庭中有两份工资收入”，那就是不公平的。开窍的可能性之四：我终于放弃了，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系统内部当了一名讲座教员，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丈夫也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妻子们做着类似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教学负担是她们丈夫的两倍，她们的形象，预示了在我们今天的校园里，无论男女两性，其实是可以做同样的工作的。
在遇见苏珊的时候，我已经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开窍过程，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当时还没有被我意识到，但它们却一步一步地推动着我命运的车轮，使之转动到了一个全新的位置上：1972 年，我在全国各地找工作，第一次忘了自己只不过是一对学术型夫妻中那较为卑微的一半，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获得了几份工作许可，尽管这几份许可中没有一份是在加利福尼亚的，而在所有的工作地点中，最好的就是在印第安纳，这个州让我这个习惯了在海岸边生活的人大感不适。当我终于到达印第安纳的时候，我开始做一种让人十分不习惯的饮料的噩梦。
为什么是黄樟茶呢？嗯，我们住进在布鲁明顿转租的一所空旷得令人毛骨悚然、具有相当哥特风味的房子里的第一年，全家都决定，不管我们能在这儿住上多久，我们都应该经常开车出去兜风，看看玉米地、小城镇、草场，还有人们在纽约的昆斯区和布朗克斯区难以见到的诸种风物。比如，去印第安纳州的纳什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