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这位同桌女生的秀发依然闪耀在我的眼前。不，自从我能够看懂母亲的目光以来，我就知道：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这二十年里，她事实上已经两次挽救过我。我从布莱堡的普通中学转到高级中学，根本不是出于父母的什么厚望，儿子将来会更有出息。（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深信，我要么就是一事无成，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他们这么说，更多包含的是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要说转学的主要原因吧，那是在我十二岁时，有了我的第一个敌人，而且立刻就成了死敌。
在村子里，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向来都司空见惯。大家都是邻居，而且由于近邻关系，各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往往难以相容，就是成人也莫不如此，老人亦不例外。过后好一阵子，相互形同路人，谁跟谁都不打招呼；你装着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忙碌，而就在你眼皮底下的邻居屋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突然间，尽管没有围栏，乡邻间却划起了不可逾越的分界。哪怕在自家屋里，假如一个孩子觉得受到了某个家庭成员不公正的对待，似乎就会按照古老的习俗，自己站到客厅一个划清界限的墙角去，面对墙壁，一声不吭。在我的想像里，一到这个时候，村子里的所有客厅就组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角形空间，其中每个角落都被那些孩子占去，他们相互背靠背，闹来闹去，别别扭扭，直到终于有一个人或者全部同时（事实上常常也就是这样）说出打破僵局的话或者笑出声来。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会把别人称作朋友——要说起来，就是“好邻居”——可也没有无休无止的争吵会导致持久的敌意。
还在我遇到自己第一个敌人之前，当然就经历过被人追踪的事。这样的经历多多少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生活的走向。然而，在当时，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这个来自林肯山村的孩子受到来自另外一个村子一群孩子的追踪。那里的孩子们去学校的路程要比我们远，比我们艰难；他们要跨越过一条深沟，因此自视比我们强壮。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共同走到一个岔道口，通常都是“胡姆查赫人”追赶“林肯山村人”。尽管那些人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可在他们身上，我却从来都看不出一群孩子的面目。（如今面对墓碑上那些英年遇难者的肖像，我才恍然觉得他们一个个多么年轻，多么孩子气，就是成了小伙子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久久地奔跑在一条乡间马路上。恰好在这个时分，那里根本也没有车辆过往。我们的身后回荡着一群闹事者咄咄逼人的怒号，看不到脸面，两腿粗壮，两脚笨拙。他们挥舞着大猩猩一样的长臂，就像是棍棒；挎在背上的书包就像是冲锋时的背囊。有好些日子，等我知道已经穿越过原始森林的危险，经历了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如此地饥饿，便留在布莱堡这座保护你的小城里。平日总是牵记离开这里回家，可到了这个时候，它在我心里是很可爱的。然而，事情后来可谓出现了转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变，是骤变。又有一次，已经过了城界，我听到身后那正因为不可理解而显得如此咄咄逼人的怒号。于是，我让同村的孩子们快跑，自己却坐到那个岔道口的草丛里。这条马路和那条交汇道路的三岔口在这里围起了一块三角地。就在他们向我冲来的时刻，我很自信，我是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坐在这三角地里，伸开两腿，朝南望着拜岑山脉，南斯拉夫边境就绵延在那山峰的高处。我相信自己会安然无恙的。我所看到的，同时也是我所想到的，我仿佛感觉这就是心灵的标志。到后来，不仅我安然无恙，而且那帮追赶的人靠近时越来越放慢了步子，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追寻着我的目光。“那山顶上好美啊！”我听到有人说。“我曾经和父亲一起登上去过。”我挨个儿打量着他们，发现这群家伙瓦解得零零散散的。他们从身旁溜达过去时笑着看我，仿佛我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自己也因此变得轻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