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二
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