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我在长时间的牢狱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在我成为总统后再次考察监狱环境时，发现情况变化甚微。要想改变劳教人员，一切都显得那么不足。设施、预算与人员没有一项是像样的。我在就任初期就与监狱长们进行讨论，并向他们做出三项承诺：第一，改善监狱环境；第二，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待遇；第三，确立出狱人员关怀措施。之后，监狱管理环境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另外，我还对少管所的教育制度实施了多方面的改革，比如实施了外国语教育和专业电脑教育等。为此，政府在全国的少管所建立了高新技术的多媒体语言学习系统，还设置了独立的计算机室。
为了保障服刑人员的人权，政府修正了刑法。修正后的刑法保障服刑者的信访权利，改善了惩罚制度，禁止狱警任意使用戒具等，大幅保障了服刑人员的人权。此外，修正法允许服刑者读报，不限制其发型，允许未决犯人不穿囚衣。这些变化都是我在坐牢的时候无法想象的。我认为扩大囚犯出狱后的就业机会，帮助囚犯自力更生，这是监狱环境改革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命令各监狱组织就业促进会设置就业中心。另外，将出狱者列为《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的援助对象，向其提供基本生活费。
“矫正局长”在法务部里只不过是一个局长级别的职务，但他却肩负着管理全国25所监狱的狱警与4万～5万名囚犯的重任。在我就任后，法务部第一次向我做业务汇报时，我就问法务部长官：“为何只有检察官才能当矫正局长，而狱警出身的就不能当呢？”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问，还不如说是一种命令。之后，就由狱警出身的官员接任了矫正局长一职。
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国家保安法》遭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的批评。1992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国家保安法》是实现人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的一个主要障碍，并劝告韩国政府逐步废止该法律。美国国务院也通过人权报告，对韩国的《国家保安法》做出了同样的评价。
国内的市民团体与很多学者也指出，在《国家保安法》执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和践踏人权的事例，并强烈要求废止或修正《国家保安法》。我接受了国际社会的劝告和国内舆论的主张，力推修正《国家保安法》，并敦促政府制定既能实现《国家保安法》的积极效果，又能保障人权的新法律，这也成为我的竞选承诺之一。就任总统后，我不断对《国家保安法》的修正与替代法律的制定进行了摸索。
政府与执政党首先提出对《国家保安法》中遭到最多抨击的“不告知罪”（知情不报）和“鼓舞、赞扬罪”予以修改，自民联虽然不是很痛快但也对修正方案表示了同意。但在野党和保守机构反对政府的修正方案。市民团体和宗教界组织了“国保法废止公共对策委员会”，并要求完全废除《国家保安法》。由于双方分歧严重，《国家保安法》的修正案最终流产。
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之后，在野党对《国家保安法》的废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主张，政府废止《国家保安法》，是为了实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回访。他们在2001年2月接受一家网络媒体“Ohmynews”的采访，并对《国家保安法》的修正问题予以这样的回答：
“虽然国民对《国家保安法》的修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还没得出一致的方案，政府和政党之间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国家保安法》的修正并不一定要在金正日委员长回访之前完成，金委员长与韩国报社社长会晤时也说过，《国家保安法》的修正是由韩国方面自主处理的事情。”
最后，《国家保安法》的修正未能实现，我也没能兑现对国民的承诺。但为修正《国家保安法》而进行的一系列举措强调了谨慎执行《国家保安法》的必要性，更加强了执法过程中的人权意识。得益于此，在我任职期间，因违反《国家保安法》而被捕的人员大幅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