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因为偶然的机缘，已告流产的《新生》计划陆续以别种形式实现，尽管未能取得周氏兄弟所期待的成功。——且按下这一话头不表，先说其间发生的另外一件相关的事：一九〇八年夏天，他们开始听章炳麟讲学。“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1]
对周作人来说，这仍是一种语言学习。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他曾说：“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2]这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得到国学大师真传，兄弟二人于此造诣甚深；是以多年后与章士钊、陈源等论战时，才会那么轻蔑对手。至于当下直接的作用，则体现于文章之中，无论写作还是翻译。即如周作人所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3]这在当时，明显带有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色彩。——后来他有所说明：“革命精神的怀古，是一种破坏现状的方便，与对于改革而起的反动的保守的运动很不同，譬如希腊复活古语，貌似复古，其实却在驱逐闯入的土耳其语。中国革命以前的复古思潮也如此，与革命后的反动的复古完全是两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怀古的思想要能客观的理解他，不可将他认作民族的传统精神。”[4]周作人的复古立场，前后坚持了将近十年。除此之外，他还讲到一层：“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5]此即传承了浙江“深刻”一脉文风，对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无启发作用。民报社听讲的同学中，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将来继续出现在周作人的世界里，有的还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后钱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写挽联有云：“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6]
周作人说：“鲁迅计画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 [7]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就明显有着章式“文字上的复古”的倾向：“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8]——关于此事缘起，周作人说：“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9]计第一号有鲁迅的《人间之历史》，第二、三号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四、五号有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五号有鲁迅的《科学史教篇》，第七号有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藾息（Emil Reich）[10]作《裴彖飞诗论》（未完），第八号有鲁迅的《破恶声论》（未完），周作人译亚伦坡作《寂谟》[11]、契诃夫作《庄中》[12]，第九号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13]，二人所写多为长文。
编辑《河南》的刘师培，此前还曾主持《天义报》。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这里发表过一些作品。其中以《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14]及两篇《读书杂识》[15]较为重要。《读书杂识》列举俄国斯谛勃鄂克（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i，笔名S. Stepniak）[16]、匈牙利裴彖飞（Petofi Sándor）[17]等，实为鲁迅《摩罗诗力说》及他自己的《哀弦篇》之先声；而针对当时人们“竞趋实质”、“尤薄文艺”所说“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漶灭，故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使生种种因缘”，又系《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之雏形。《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介绍俄国克罗颇特庚（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有关虚无主义的解释，也可以视为《河南》上“《新生》甲编”的必要补充。以后周作人将克氏列为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虚无论的意思实在只是中国所云无征不信，换句话说就是唯物的人生观，重实证而轻理想”[19]。
通过给《河南》撰稿，以鲁迅为主，周作人为辅，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纲领即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十年之后，他们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发难，实系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扬光大。一九二五年鲁迅出版论文集《坟》，将《河南》上自己的几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继续认可其中观点；周作人则始终坚信“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20]，也是脱胎于“任个人而排众数”。当时二人所作，既相互呼应，又相互补充，应该是长久酝酿、反复切磋的结果。《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着眼点都在“掊物质而张灵明”这一方面。《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这是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位置当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之间。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说法，可见作者视野广阔——这一点此前在《天义报》上已有所显现；而对于文学理论的特殊兴趣，则使我们联想到他后来的《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周氏自谓开有“文学小店”，应该说由此揭幕。该文后半部分虽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具体批评对象，矛头却指向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所言：“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既以存古化。”正是《摩罗诗力说》所谓“撄人心”者也。
[1] 《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钱玄同一九○八年七月二日日记云：“将《说文》札记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匈中弥觉糊塗，一则初抄时更外行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等要听讲，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旁听。）”据许寿裳称为时“不满一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致林辰信），周作人则谓“大约持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
[2] 《鲁迅的青年时代》。
[3] 《关于鲁迅之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收《瓜豆集》）。
[4] 《〈神父所孚罗纽斯〉附记》（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七号，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5] 《我的负债》。
[6]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实报》，又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乙刊》第八期，收《药味集》改题《玄同纪念》）。
[7] 《知堂回想录·〈河南〉——〈新生〉甲编》。
[8] 鲁迅：《〈坟〉的题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第一百零六期）。
[9] 《鲁迅的青年时代》。
[10] 通译赖希。
[11] 收《域外小说集》时改题《默》。
[12] 收集时改题《戚施》。
[13] 鲁迅：《〈坟〉的题记》。
[14]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义报》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按清末民国报刊经常脱期，致有“文章发表时间”反在写作时间之前者，以下各章遇到此类问题，不另说明。
[15] 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五日《天义报》第七期，十月三十日《天义报》第八、九、十期合刊。
[16] 即斯谛普虐克，通译斯捷普尼亚克。
[17] 通译裴多菲·山陀尔。
[18] 通译克鲁泡特金。周氏又译克鲁巴金。
[19] 《关于自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五期）。
[20] 《北沟沿通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世界周报·蔷薇周年纪念周刊》，收《谈虎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