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嘟》 方言与文化(2)

什么方言区易出作家?

中国有四大方言区,常出好作家。从民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这个规律。

第一个是北京方言区,最著名的作家是老舍。我们都读过《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完全用北京方言去写。后来,北京方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一口新京片子。北京方言代表了北京的一种皇家文化。过去北京四九城说话是不一样的,东城和西城的人说话都比较提着;南城的说话都呜哩呜哩,有些连我也听不太懂。我们小时候,某个同学一张嘴就知道他是东城的还是宣武的。南城人说话语速快,而且呜秃。所以,凡公共汽车上报站名你听不太懂的,那个售票员八成是南城人。

第二个是四川方言区,像巴金、郭沫若都是。四川方言今天也可以读到,一些文艺作品喜欢用四川方言来表现。比如前些年姜文拍的《让子弹飞》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就是四川话版。你会觉得四川话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魅力。

第三个是湖南方言区。我们知道的大作家有沈从文、周立波。湖南方言极具魅力,尤其在写优美的景象时。我们读沈从文的《边城》就能感受到他语言的那种魅力。

第四个是陕西方言区。出了许多作家,比如柳青、路遥、陈忠实、杨争光等。

这四个方言区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好作家呢?因为他们的方言用文字表达的时候,既有特色又能看懂。有人会问:上海话有没有特色?太有特色了!上海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份报纸全是用上海话写的,但是上海人自个儿都看不懂,必须找人用上海话念一遍才能明白。

再比如说老婆这个词,北京话叫老婆,书面语是妻子,革命的书面语叫爱人,湖南话叫堂客,陕北话叫婆姨,一听基本上都能懂。可如果用温州话写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了鱼”。这就完全听不懂了。上海话叫“介子婆”,写成文字也准保你看不懂。

有人会说,鲁迅不属于这四大方言区,但也是大作家啊。对,鲁迅是浙江人。我小时候读他的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通顺,像翻译过来的。他说话为什么总爱用倒装呢,为什么老是别别扭扭的呢?可能就是因为江浙语的优势用文字很难表现出来。所以说其他方言区不是不出大作家,依然可以出,但是他会写得很辛苦,他必须抛弃从小熟知的方言,用另外一种语言,即普通话来写作。因此,其他方言区的作家写出名的相对少一些。

今天的作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从小都受普通话教育。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作家,基本都是用普通话写作,已经失去了方言的魅力。我当然希望看到具有方言特色的文学作品出现。像《金瓶梅》,语言非常有特色,有人通过研究其中方言的运用,确认是山东人写的。

我们的方言有两种特性,一是语调,二是择词。比如北京人说“我钱包鼓鼓的”,上海人则说“我皮夹子鼓鼓的”。上海人不但不说钱包,也不说钱,他们把钱叫钞票。八十年代我去上海出差,那时候编辑部的人总让我捎点吃的回去。带什么呢?带糖,水果糖、软糖、硬糖等。我去买糖,售货员问我:“要男糖还是女糖?”我一听就懵了,什么男的女的!其实,她是在问我要硬糖还是软糖。

记得当时在上海坐出租,我跟司机说右拐,结果司机说“小转弯”,我听成了“向左弯”。我说右拐,他又说小转弯。我说你怎么老跟我拧着呀!他说不是向左弯,是小转弯。后来我才知道,咱们一般说的左拐右拐,上海人说成小转大转。大转是左拐,小转是右拐。由此可见,方言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消失,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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