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我进了干校，被分配到据说是专打硬仗的“先锋连”大田班。赶上插秧时节，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凌晨4点钟起来，睡眼惺忪地走向秧田。到了地头，鞋袜一脱，就光脚踩进秧田。清晨还不热，但我很怕水田里的蚂蟥和水蛇。蚂蟥是偷袭高手，防不胜防，不知什么时候，腿上就吸上了几条，用手硬拽是不行的，得突然一拍，或者用火烧，对它也来个突然袭击，让它受惊才能把它请走。即便这样，它也早就“酒足饭饱”，在人腿上留下一个血洞扬长而去。公平地讲，水蛇要温和得多。水蛇毒性不大，似乎从不主动攻击人。尽管如此，但它给我带来的恐怖感却比蚂蟥厉害得多。
就这样，我一边拔秧、插秧，一边还得提防蚂蟥和水蛇的袭击，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显得心力交瘁。我有关节炎，这时也犯了，半条腿长时间泡在水里，肿了起来，痛得厉害。但在水田里劳动，关节的活动量还格外的大，尤其是插秧整天要弯着腰。每天收工回来，就觉得腰快要折断了。
据说现在西方白种妇女都想让自己的皮肤晒黑，以黑为美。我的皮肤较白，自我感觉也很好，到了干校，思想改造的成果之一，就是我发现皮肤白是一种“丑”，因此很想把皮肤晒黑。在这一点上，干校的审美趣味和现代西方妇女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西方妇女想要“黑皮肤”，是为了暗示自己富有的生活方式。我们似乎正好相反：皮肤晒黑，才能证明你在阳光下进行了足够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接近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了晒黑自己的皮肤，我下过不少工夫。当时，许多学员的皮肤都晒得很黑，仿佛来自非洲部落，让我羡慕。我的皮肤很讨厌，怎么也晒不黑，阳光下呆了一天，脸晒红了一点，可一觉醒来，又恢复原状，在人群里很突出，造反派看着也不顺眼。我很生自己皮肤的气，为此有意多晒太阳，渴望出现劳动人民“本色”。可是很遗憾，好像我这个人天生就喜欢对抗改造，思想上愿意接受改造了，可是皮肤却很固执。
干校还有一个特殊的锻炼项目：炊事班里每个人都要学习杀猪，女性也不能例外。至于我，他们虽然知道我害怕杀猪，但上级有精神：邓在军需要“加倍”改造，因此，当然更应该被列入屠夫的名册。
杀猪的人员名单已经提前排了队。排在我前面的屠夫，是搞摄像的郑宏宇，小伙子二十来岁，长得很精神，摄像技术也很高明。但显然，杀猪刀和摄像机是明显不同的两种东西。郑宏宇听说排到他杀猪，吓病了。于是，我被提前轮到了。我很害怕，但我一向要强。心想，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于是揉面的时候，我拿刀不停地往面里头捅，提前练习杀猪动作。可是我又想，猪皮不是面，那么厚，我哪儿捅得动呀？司务长挺好，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们会把猪给你电晕，然后捆起来给你杀。我就请教具体方法，他又指点了下刀的部位，告诉我刀捅进去以后要绞一下。
那天杀猪时候一到，该我上场了。他们已经把猪的腿绑起来了，电晕了没有我不知道，就让我动手。我又忘了具体操作方法，有人告诉我：把猪头抱上!我就把猪头紧紧抱住，然后在人们指点下，一使劲儿就把刀捅进去了。忽然想起司务长的嘱咐，猛地把刀绞了一下，血便从刀口里汩汩地流出来。这时，炊事班的刘广全——我们台的转播科科长过来了，他说：“哎哟，小邓，快拔啊，你怎么不拔刀啊？”我问他往哪儿拔，他说往外拔。我用力往外使劲儿，唰地一拔，也忘了刘广全就站在旁边，锋利的刀刃差点割着他的脖子，吓得他直往后退。又有人叫了起来：“邓在军，你还抱着个死猪脑袋干什么!”
我赶忙扔开抱在怀里的带血的猪脑袋。猪咽气了，我也终于当了一回屠夫，完成了干校布置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