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元旦前后的日子里，在病痛折磨下，恩来伯伯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随时可能离我们远去。由于保密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我们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有人讲，亲人之间有时会发生某种心灵感应。我不知道是正好碰上了这种感应，还是纯属巧合，1月7日，我突然犯病了，胃疼的厉害，被紧急送进了县医院。
9日凌晨四五点钟，病房突然出现干校来人，给我一份尔均发来的电报：
“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在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就像晴天霹雳。看了电报，我整个就跟触电一样，全身都是麻木的，瘫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多年来，恩来伯伯非常爱护我，临终了，却没能见上一面，而且还不能去北京向他老人家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这让我怎么也想不通，伤心万分。
幸好，干校领导还不错，决定送我回京治病。这就给了我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我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这可是特例。即使在这样巨大的悲痛时刻，七妈仍保持着她特有的镇定，关心和过问着每一件具体的事情。
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我们这些在京的亲属，按通知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在伯伯面前呆了二十来分钟后，就有人催促我们离开。
鲜花和松柏丛中，伯伯紧闭双目，静静地躺着。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无比爽朗的笑声了，再也不能得到他充满睿智的教诲了……我悲从中来，痛彻心肺，泪眼模糊，真想扑上去大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