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对少数民族的关爱与尊重，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责任所在，更是他人格修养和内心炽热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曾看过伯伯在泼水节上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相互追逐、嬉笑泼水、浑身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1955年万隆会议后，伯伯回国途经云南，在西双版纳留下的。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伯伯说他“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伯伯在当地仔细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当他听说有些地区还很落后，少数民族群众怕汉族时，心情十分沉重，批评当地领导说：“我们的祖先把他们赶到山上，今天我们要替祖先赎罪。”至于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我很早就注意到，伯伯对少数民族演员格外关心爱护，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等，伯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遇到的困难，见面时常向我询问他们的情况。这些好友至今和我谈起总理，无不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在《东方红》大歌舞的排演过程中，伯伯对少数民族的节目也格外重视，亲自指导过问。例如，深受人们喜爱的蒙族歌曲《赞歌》，就是伯伯亲自指定并交代胡松华谱写、演唱的。伯伯也曾教育我：“我们的电视，要重视表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伯伯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60年代初期，我就拍摄了前面提到的少数民族演员的优秀歌舞作品。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此后若干年，我多次带领摄制组深入山区、边寨、草原，到过彝族、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等民族地区，拍摄了《踏花追歌》、《延边歌舞》、《松花湖金秋》、《并马高歌》、《来自草原的歌声》、《草原之夜》等多部电视文艺专题片。刚刚开发的张家界、袁家界、天子山和天山脚下，天池和松花湖边，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都留下有我的足迹。在摄制这些节目的过程中，还结交了不少兄弟民族的知心朋友。1981年我导演的《民族团结的赞歌》，是中央电视台首次自办的大型晚会，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励。我很庆幸，没有辜负伯伯当年的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