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和李经迈已经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李在1904至1907年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1911年曾由北京前往威海卫，作为庄士敦的客人在那里住过几周。后来他定居在上海，并拒绝担任政府的任何职位，即便在他的朋友——前君主主义者徐世昌担任总统时，也是如此。李和徐总统希望中国能够逐渐发展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基于这一目标，他们准备聘请一位外国老师来教导溥仪。帝师估计每天只需教授二至三小时，但报酬却相当优厚，而且每年还享有两个月的假期，免费食宿。在三年合同期间，庄士敦需要“就各方面课程进行指导，以便对年少皇帝的知识和道德教育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便这种教育……可能会给满洲朝廷的传统风俗带来激烈的变革”。仅此原因就使庄士敦无法拒绝这个机会。
参与这次选师的所有人员毫不怀疑庄士敦是否有能力来教导一个小孩。的确，他拥有现代历史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尤其在中国文化、宗教和诗歌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骆克哈特对他的训教为他在中国礼节方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此也不至于使他在朝廷上失礼。尽管另一方面，他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也没有教育小孩方面的经历。今天，教学经验成为选师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在1918年朝廷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这种忽视说明他们并不是把溥仪当成一个孩子，而是当作一件商品来对待。没有人担心庄士敦的到来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灾难。年轻的皇帝很幸运，因为庄士敦热爱孩子。
1919年2月22日，庄士敦到达北京，这标志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中国总统的秘书前往车站迎接，并开车把他送到北京的一家豪华旅馆——北京大饭店。休息一天后，庄士敦“在别人的带领下，前去拜见总统和皇帝的叔叔——载涛王爷”。他“还须拜见各位帝师，和一位名叫世续的保守人士，他是内务府大臣……我希望所有这些考验都能圆满结束”。一圈拜访并未能使庄士敦紧绷着的神经有所放松，他在发往威海卫的信中写道：“我想，也许十天之内我就会被解雇。”
三月中旬，庄士敦准备搬进宫廷为他安排的住宅。新住处位于紫禁城北，坐落于北京市区的皇城内（大多数宫廷官员都住在皇城里），周围建有一系列中国式的院落。房子足够大，可以容纳他的全部书籍（他的图书室内原有四十八口大箱，从威海卫寄运时，曾一度担心它们的安置问题）。现在这所房子不仅配置了大量家具，而且还装有电灯和电话。周围的背景环境对他来说也甚为“显赫”，他的第一位客人不是什么小人物，而是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久，庄士敦就同大部分皇室成员熟悉起来，特别是与他见到的第一位亲王——载沣王爷很谈得来，并王爷不仅充满魅力，而且颇具聪明才智。一来二去，王爷就成为庄士敦的一位老常客。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死后，1906年出生的溥仪年仅两岁半便登上王位。他的父亲醇亲王摄政不到四十个月，溥仪就被迫退位。这次退位把溥仪抛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同年轻而无经验的政府协商下，达成“善后条款”：皇帝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保留名位；掌管着庞大的紫禁城，但不能离开他们的禁地；每年能得到政府几百万盎司白银的拨款（实际从未足额发放）。所以溥仪还能像他的祖辈一样在皇宫内长大。尽管现在已不是爱新觉罗的天下，但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仍然被他的朝廷称为天子。
1919年3月3日，庄士敦走进了紫禁城，它给他的第一印象便是宏伟与庞大。谁能想象得出，当他跨越那一重重门槛、穿越那无数幢宫殿时胸怀何种心情。单就那气势，就足以使人臣服，后来他在描述这段经历时说，自己简直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每一座宫殿都涂着油彩、镀着黄金，都进行过一番精心的装饰。每一处的着色都是明黄色——这是皇帝个人的专用色，用来装饰溥仪的一切物件，自屋宇至服饰，无所不包。那一天，他最后在一种极其正式与威严的仪式中拜见了溥仪。刚过晌午，庄士敦便来到紫禁城的北门。大门上方是阔大的黄色双重屋宇。屋宇下方是深红色的门墙，墙上涂着彩绘并装饰有镀金雕刻。他的马车就停在这里，然后庄士敦改乘一顶轿子穿过城北皇家花园中的石板路，来到第二道门。第二道门是一座平房建筑，也铺有黄色的瓦顶，并拥有三个拱形入口，庄士敦跨过入口后，左拐经过一个小小的庭院，进入毓庆宫的接见室。紫禁城的某些宫殿非常庞大，能够容纳几千人。相比之下，毓庆宫属中等大小，由一间等候室、一处院落和一间接见室组成，接见室同时也是皇帝的书房。
紫禁城的建筑不论它们的大小与功能如何，其结构全都类似。石头地板上铺着丝毯。雕刻精美的屏风安置在柱与柱之间，为每座大厅和宫殿创造出各自的隐密空间。房屋里都是精雕细刻的木制顶棚，门框和墙面同样也装饰华美。许多雕刻品涂着油彩或镀着金，随处都可以见到皇帝的象征——龙。多彩而阴郁，构造简单而装饰繁琐，这些建筑物就像皇帝的身份一样处于自相矛盾之中。
溥仪时年十三岁，不过其来势远比庄士敦想象的气派得多——巨大的单乘轿子上遮着黄色丝盖，有十二个左右的随从伴行。庄士敦戴着一顶高帽，穿着燕尾服，而溥仪和他的随从们则身着皇家服饰。他们的长袍看起来相当奢华，全都带有浓浓的色彩和繁细的丝绣。花团锦簇的盛服映衬着彩绘镀金的接见室，给人一种富丽堂皇之感。庄士敦那一身正式的深色欧式服装与光彩夺目的殿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新到朝臣的奇怪装束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庄士敦记录道：“一进入接见室，我便前趋到皇帝面前，进行三鞠躬。接着他便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按照欧洲风俗同我握手。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他站在那里问了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主要是了解我在中国的官方工作。接见结束后，我退回等候室，并得到通知说，皇帝希望马上进行英语学习，当他脱掉盛服后，会再次以一种非正式的礼节接见我。”溥仪后来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曾颇带感情地回忆起这次接见。宫里的太监们曾讲述过一些关于外国人的恐怖故事，其中包括他们用木棒殴打别人的恶行，当少年皇帝发现庄士敦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时，不免如释重负：
我发现庄士敦一点都不可怕。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当时至少有四十岁，看起来明显老于我的父亲，但他的行动依然很敏捷。他的背笔直笔直的，以至于我怀疑他是否在衣服里面穿着一件铁甲……特别是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和灰黄色的头发令我感到很不舒服。
见面过程中，他们彼此都有新的意外收获。庄士敦高兴地发现，溥仪被允许阅读中文报纸，并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认识。溥仪则对庄士敦的高水平印象颇深，皇帝不久便明白庄士敦不是一个可以欺骗的人：
他只有在我父亲和其他高级官员给他让路时，才脸红……我发现他非常威严，跟他在一起学习英语要像乖孩子一样认真，当我厌烦时也不敢谈论其他事或者像对待中国老师那样宣布放假。
朝廷和帝师们很快认识到，庄士敦能够以一种更为严格的纪律来约束这个男孩，而其他人则不能。溥仪很听他的话，并且后来也承认“庄士敦在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这种吸引力部分可能缘于庄士敦是唯一一位把溥仪当成一个孩子来教导的老师，可以毫无障碍地与之沟通。他曾愉快地评价“这名小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远比他小时强烈”。很快，这位苏格兰帝师对皇帝的影响很快就被朝廷内部的许多人利用了，不久庄士敦便充当起皇室中间人的角色。
即使在开始的几周，庄士敦与溥仪在一起也不局限于做做日常功课。有一天，皇帝带他去参观御花园，并允许庄士敦在那里拍照。还有一些时候，溥仪带他参观宫殿，并向他的老师展示室内悬挂的部分艺术品。已入中年的苏格兰老师同他年少的中国学生还分享着其他一些东西，例如幽默感——这也提高了庄士敦在课堂上的地位。不知道庄士敦是否同溥仪讲过“库克”及其他人物的故事，尽管他不可能长时间地抵挡住讲故事的诱惑。当然，溥仪也会流露出一些顽皮天性，他们还会一起画一些有趣的漫画来消除课业疲劳。
庄士敦懂得如何捕捉一个孩子的想象力。不久之后，他就不像是一位帝师，而更像一位慈祥的叔叔。当这个男孩对西方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时，他甚至要求庄士敦给他起一个英文名字以便在签署对外文件时使用。庄士敦便列出一串英国皇室家族的名字供他选择，溥仪选中了“亨利”，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尽管上课很快成了一通广泛的讨论，但庄士敦始终拒绝跟溥仪谈基督教问题。曾有一位基督教复临派成员拜访庄士敦，“带来大量基督教书籍和小册子，希望我把他们送给陛下”，自然这是不可能的，客人在这里理所当然受到了怠慢。
当然，他并不是溥仪唯一的老师。皇帝还有其他几位中国老师，庄士敦逐渐对这些人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四位博学的帝师在宫廷内有着特殊的地位。通常，帝师——其中包括庄士敦，尽管他是一名外国人——的地位仅次于王公。因此，中国的帝师不论在学识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是国家的精英人物。他们非常博学，并且都很年老，庄士敦则比他们年轻得多。所有帝师一律受到平等对待，皇室对他们非常慷慨大方。不仅按例收到季度红包，生日之际，他们还会收到皇帝及皇室所赐予的礼物。单单这几方面的报酬就超过庄士敦作为一名区官所获得的年薪，他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了行政长官。
庄士敦一开始便试图改变溥仪所处的环境。进入紫禁城刚刚才几天，他便同众多的太监发生争吵。在还未到达北京前，他就猜测到可能会与这些人发生矛盾，但是连他自己也对事情发生如此之快感到惊讶。关于这场矛盾的起因，他从未谈起过，但爱德华·贝尔在《溥仪传记》中，曾记叙庄士敦拜见溥仪时“太监们围上来，祝贺他获得这一前途光明的新职位，并向他讨喜钱”。庄士敦则通过向他们索要收据来恐吓他们。
他最初担心这可怕的朝廷力量会影响溥仪。庄士敦发现太监是一群浅薄、善于逢迎、贪婪的小人，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皇帝日常生活中的侍从。对于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来说，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庄士敦对他所观察到的宫廷生活感到恐怖。不过，除太监之外，同样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某些内务府成员的古怪行为。
庄士敦很快意识到紫禁城内的大量权力被控制在掌管各方面生活的内务府手中。当他认识到隶属内务府的太监，仅是内务府本身所引起的更为重大的问题的一个缩影时，他开始真正地憎恨这个部门。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他把内务府比作“榨干朝廷血液的吸血鬼”。这个部门几乎拥有一千名官员，但他没发现里面有一位好官。该部门之所以如此腐败，在于贿赂和内部按级分赃已形成了体制，因此人人想往高处爬。庄士敦计算得出，某些官员通过这种方式一年可敛财二十多万英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这是一笔巨款。当时，事事无节制的行为非常普遍。例如，御厨帐务显示，年仅四岁的溥仪每月就要消费掉二百四十只鸡和鸭子！
到1919年夏天，庄士敦认为自己对宫廷生活已经相当了解，便给李经迈写了一封警告信，措辞强烈地提出“我认为，围绕皇帝而设的这种高度失真的生活一定会有害于他的健康、体魄、智能和精神世界；我真诚地希望能够采取某些措施使皇帝得以更自然、更理性地生活。尽管他是一个皇帝（名义上的皇帝），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如果这一客观事实被忽略，尤其是在今后的三四年间被忽略，则对他产生的危害会很严重”。庄士敦的雄辩并没有引起当局的关注，尽管他预见性地提出警告：如果这种人造的生活不被迅速改变，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溥仪将处于失败的危险中。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庄士敦的警告，但他却不能从自己的准确预测中获得丝毫慰藉。
庄士敦逐渐深深喜爱上了溥仪，对这个小男孩关怀备至，因而他对太监和宫廷官员的行为表示惊恐是可以理解的。他明白，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位年幼的皇帝，弥漫在宫廷内部的自我保护意识只会对他有害。他对溥仪的父亲——醇亲王感到绝望，亲王对自己儿子的成长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庄的眼中，醇亲王缺乏个性力量，非常懦弱。有这么一件事，说明溥仪是多么孤单寂寞、受人冷落。庄士敦费了好几个星期才确定溥仪近视，需要配戴一副眼镜。在皇室环境中，溥仪的每一行动显然都受到详察，然而却无人察觉到他的近视，包括他的老师、仆人和家人，因为没有人像父母那样照管他。庄士敦建议应立即请一名眼镜商来，但这一要求却无人理睬。随着视力的衰退，溥仪开始不断遭到头疼的折磨，庄士敦则几乎陷于绝望的境地。两年过去了，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才最终设法请来一位眼科医师给皇帝进行检查，并配制了一副眼镜。当然，当他延聘一名西方人来看病时，自然引起一阵意料之内的喧嚣。但那时他对于朝廷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毫不在乎了。
庄士敦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其生活方式也开始随之改变。作为一名节俭的威海卫区官，他曾经很乐意在必要的时候骑骡而行，现在则意识到自己需要一辆汽车。1919年底之前，他已经自豪地拥有了一辆带有五个座位的福特牌汽车。他驾驶这辆豪华的新车穿越北京城，吹嘘这辆车能节约三分之二的路上时间。能够在不设汽车路线的拥挤的北京城内驾车已经很了不起了，更了不起的是，每天往返途中他没有碰伤过任何人或任何牲畜。
以上就是庄士敦在北京的工作。他仍然有时间进行写作，只是写大部头书籍是不可能了，因为他毕竟要工作，应酬大量的社会活动。不过，他还是写了一本小册子和几篇刊物文章。这本小册子关于中国戏剧方面的，只不过是简单速写，一是时间有限，二是因为他“并不是真正对中国戏剧特别感兴趣”。尽管声明如此，可出版商还是希望他能够写出来，所以销量不高也在意料之中。他在1919至1921年间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署名“克里斯托弗·欧文”发表在《中国新评论》上。即便用假名，他也避免谈论政治问题。相反，他对有关佛教、中国社会及其风俗方面的主题广泛涉猎，偶尔也会特意写一两篇文章来打搅一下他的老对手——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