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大幅度变动引起的问题。中国人口既不是静止人口，也不是稳定人口。由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强烈干预，常常造成人口的剧增和剧减，各个岁数或年龄段间经常出现很大的差别。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例，如以当时9岁的人口数为100％，1岁的就只有69.27％，4岁的只有74.25％；如以19岁为100％，20岁至23岁的（出生于1959－1962年）都在57％以下，其中21岁的（出生于1961年）竟只有39.00％。这样大幅度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教育、劳动就业、结婚生育、医疗保健、住宅、商品供应、公共设施的发展和维持带来很大的困难。如当低出生年份的人口进入学龄时，小学可能会产生40％以上的富余；但等下一轮高出生年份人口进入学龄时，往往又得全部恢复。小学至高中这种大幅度的起落至少要持续到20世纪末，而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变化无疑要影响21世纪，就业高峰与劳动力不足会交替出现，又会在不同地区间并存。一般操作人员和初中级科技人员还能依靠较长的年龄段之间的调节来保持大体均衡，需要特殊技艺的人员和高级科技人员间就会出现断层。“文化大革命”和新的弃学厌学风已经或者必将加剧这些断层，21世纪初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造成严重影响。上海等地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1世纪初，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7.5％左右，2020年将达到约12％，2050年将可能接近24％。无论是老龄化的速度，还是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似乎都缺乏应有的准备。
第三，一代一孩家庭的后遗症。7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独生子女将在21世纪初进入结婚和生育阶段，他们必定会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继续执行只生一个的政策，那么人们预言的四二一家庭──两对老夫妻、一对小夫妻和一个孩子──就成为事实。这种家庭模式的缺点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对社会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利影响外，还会造成伦理道德、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如“兄弟姐妹”将在这两代人中消失，对他们来说，兄弟、同胞、手足之情既不存在也无从体会。但如果改变政策，允许或鼓励他们生二胎，那又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一对夫妻既要抚养教育两个子女，又要照顾或赡养四位老人的局面。如以27岁为平均代差的话，一对42岁的夫妻在抚育两个15岁及更小的孩子的同时，必须照顾4位69岁的老人。在计划生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地区，尤其是在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占90％以上的地区，这一矛盾是无法回避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也看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希望，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21世纪将成为中国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要解决上面这些矛盾当然要有具体的措施，但首先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决策人确立正确的人口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正确的、长期稳定的总政策，以往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必要性所做的理论阐述基本是正确的，但存在着片面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宏观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