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雁
我同davede是在北京就认识的，我们同是一家意大利语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还有diziana，alfredo，pamela，marda，lino……都是中国学生，但就都有个意大利名字。我们上课之余在学校旁边的饭馆吃饭，互叫对方嗨pamela帮我要盘青椒炒肉，diziana今晚上去 alfredo那吃东北菜了。旁边人听着大概又烦又好笑。那时我的名字叫chiara，我在第一堂课上自己取的。当时正读到庞德的一句诗，大意是哦那黄玉般澄净的花朵……知道 chiara是澄澈、清澈的意思，就很喜欢，覚得有一种淡黄玻璃样的光感，从庞德到蒙塔莱的意思都在。
后来在佩鲁贾，大家都叫我中文名字的发音，shuying。只federica叫我 chiara，因她学也学不会中文发音。后来认识的adi第一次听见就哈哈笑，他觉得中国人有个意大利名字实在是件非常好笑的事，直到他知道这是我自己取的。后来有一天同adi在Vannucci大街散步遇见 davede，说了阵话又分手之后，adi听见我叫 davede，就捧着肚子笑开了。
我不喜欢adi的笑。但也想“davede”好像一顶有点古怪的帽子，落在这个爱穿咖啡色夹克的男生头上。 davede是丹东人，志向是在佩鲁贾学一年意大利语然后去一座北方的大城。问他为何选那座城市则答因为那里的丹东帮很厉害，要去投靠一下。他在北京语言学校的成绩算不错的，但在佩鲁贾街头碰见他，却听说已逃课许久了。
“我现在在一家餐馆打工。”他说话时像使劲捂住喉咙里一只扑棱棱的小鸽子。
“黑工？”我当然诧异，因为这里禁止留学生打工。
“对，在一家餐馆里。”
于是 davede带我去看他工作的地方，一家中等标准、以翁布里亚农舍风情为主打的餐馆。刚到后厨房门口，一个北非中年胖厨师端黄瓜走过， 据说他也是老板之一，davede同他打招呼，他却满脸不高兴，大声吼了一句什么。davede马上点头低背，笑着说了两句，就逃了出来。“他们脾气就是这样。对我还算好了。”“不过已经五个星期没给我工钱了。”“不过我主要是来偷艺，他们是自己做mozzarella的。”
没给工钱怎么办呢？davede在夜晚打来的电话里说他不敢去要，毎次想开口聊聊这事，两个老板都厉声打断，指使他做另一桩事情去了：“你知道，他们随时可以去警察局告我的。”这情节好熟，是《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眼下是丹东二十三岁青年在佩鲁贾，我想起街边卖假LV的黑人男孩、贩毒的突尼斯小伙、自己开店的温州人和孟加拉国人……都是成群成伙的。所以 davede那样渴望去到有丹东帮的城市。他并且举了个成功的例子给我听：“听说有个我的女老乡，开始也是做什么都不行，后来攒了点小钱自己开了一家按摩店，不出三五年就赚了五十万。回老家又做了个买卖。”于是我又胡思乱想到《榴莲飘飘》。
davede的理想是在各处餐厅打黑工兼学艺，过些年就可回老家开一家正宗的意大利餐厅。他在异国他乡打长长的电话问我，因为要实现这一想法就得一直逃课下去，直到从学校蒸发，风险不算小，也涉及人生方向的抉择，“但你说就算拿到一个大学文凭又怎么样呢？还不如学到些技术、攒些本钱，回家做生意。你觉得呢？”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一个意大利大学学位并不足以令他回国后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找到工作，从他的理想——赚钱——来说，与其在大中城市里作为外来劳动力从低做起苦熬数年，也许还真不如回本乡本土开个光鲜的特色餐馆。
七月的黄昏，山谷里有盛大的蓝雾， davede在意大利广场尽头的暸望台停下脚步，像一只欲飞的鹳鸟：“嗨，我学会做提拉米苏啦，什么时候做给你们吃吧！”“你们”是指我和另一女生marda，他在一棵大树下一边捋头发一边想起：
“那天我在有个铜人骑马塑像的小广场那碰见一个‘地中海’，他从车窗里探头问我要不要载我一段。我就奇怪，我说不要，他就伸出手来拉我。我甩开他就走了。后来我听说有的中国男生就糊里糊涂上了车，被他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