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伦港宣言》当然有其限制。毕竟，1962年只是一个变迁的时代的开端：肯尼迪总统在次年被暗杀，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激发环境运动的经典《寂静的春天》在宣言的两个月后出版，贝蒂?弗莱顿（Betty Friedan）掀起女性主义革命的《女性的迷思》也是第二年才出来，而越战还没开始，鲍勃?迪伦（Bob Dylan）还没唱出一个世代的困惑与愤怒。但这份宣言确实启发了1960年代无数美国青年投入对战争、种族压迫、社会贫穷和官僚政治的抗争。
到了1960年代后期，新一代的SDS领导批评《修伦港宣言》过于保守，没有看到主流自由主义的限制，没有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邪恶，于是他们主张更激进的行动，包括暴力革命。但是无论如何，参与式民主的理念确实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抗争运动。
直到五十年后的现在。
汤姆?海登在今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在占领华尔街的宣言中，其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求“直接和透明的参与民主”。事实上他们在占领过程中，比五十年前的青年更彻底地实践参与式民主，因为他们没有领导人、没有组织，一切都是集体讨论。尤其，这个网络时代更让参与式民主有可能出现：人们可以透过网络协调、论辩、决策，但当然他们也知道行动不能只停留在虚拟世界，而必须有具体的“占领行动”。
《修伦港宣言》掀起一个世代的风暴，而占领华尔街及全球各地的占领行动却被批评没有具体议程与主张，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等待历史的回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真正响应了当年《修伦港宣言》的信念：
“如果人们认为我们看似在寻求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世界，那么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为了避免一个缺乏想象可能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