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一群自由派经济学者也于1990年代初出版《解构党国资本主义》，批评国民党的“党国资本主义”不仅扭曲市场运作，也破坏了民主竞争的公平原则，这个说法深为反对论述所喜用。但瞿宛文指出这派“本土论述”认为“这个具垄断性的‘党国资本共生体’……不仅对经济发展无功，更阻碍了民营资本的发展；因而政治上的独裁专政，与经济上垄断特权相连接”。她认为，“本土论述”因为反对国民党专政，所以反对“党国资本主义”，并进一步否定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角色，最后走向支持新自由主义。
这个分析有很大问题。
首先，本土论述/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是不是新自由主义，是很值得商榷的。他们固然因为一方面反对“党国资本主义”作为当政党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因而主张企业私有化，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出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如老农津贴。更精确地说，他们的社会经济政策是不论左右的，而是只要能对抗国民党就拿来用。
更关键的是，1990年代，国民党政府一手推动新自由主义，另一手将新释放出的资源从政府转到党的手中。理论上，当经济逐渐自由化，政府控制的资源日渐减少、私人资本日渐壮大时，“党国资本主义”应该会逐渐瓦解。但在台湾，国民党不但日益壮大党营事业的投资（他们在1993年正式成立“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更积极竞逐政府新开放的各种新计划和新资产，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成为最大赢家：2000年3月“大选”前，党营事业集团资产总额达到4310亿，是1999年台湾企业集团的第八名。尤其是，因为党营事业有权力优势，私人资本家有强大诱因与国民党的事业策略结盟，因此国民党更可借此建立一个新政商联盟。这是台湾政治经济转型的最大吊诡。
王振寰则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政商关系在1980年代后逐渐从过去的威权侍从关系，走向“大小伙伴关系”，亦即国民党与资本家之间更紧密了，但国民党仍居支配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党营事业，不依赖财团的政治捐献，也仍可维持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2000年之后的陈水扁时代又是如何呢？我在多年前也分析过民进党时期和国民党时期金权政治的不同，主要在于国民党与资本家的交换关系是以党来进行，是一种制度化的侍从主义；民进党的金权政治则是高度个人化的，尤其是集中在阿扁个人与其夫人；这不只是因为“第一家庭”的贪婪，也是因为民进党没有发展出一套收受献金和党内政治分配的更有效体系，使得政治献金高度集中在作为“总统”的阿扁身上。王振寰也以类似观点强调民进党上台后与企业界的互动比较接近“非制度性个别笼络”的类型。
2. 民主转型何以出现？
研究台湾民主化的主要问题，当然是民主转型的动力从何而来？可惜的是，本书的诸多文章却刚好都没有处理这个关键问题。
政治学者朱云汉的文章确实提到促使国民党改革的历史条件。台湾的政治转型是从1970年代初开始。1970年代初期，由于“外交”形势的逆转，国民党政府以全中国代表自居的“法统”面临困境，日渐变少的国际承认使得国民党不得不转而寻求本土社会的支持，作为其政权的正当性支柱。此外，“以战后新生代以及中产阶级为背景的新世代反对运动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与凝聚，并对威权体制提出强烈的挑战，同时各种自主性的社会力量开始涌现，国民党威权体制对于社会的控制日益感到力不从心”。
朱云汉特别指出，有两个关键性的历史条件对于蒋经国所领导的国民党起了积极引导作用，促使蒋经国在1980年代中期主动推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等一系列的政治自由化措施。首先是国民党的威权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直接否定多党竞争，也并不挑战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而只是以“国家”处于特殊情况作为维持威权体制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