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从科学门口到地狱门口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二、三十年，看到很多人间世态、儒林面目，本应当对社会绝望的，但是，我不轻言绝望，因为我看到另一面，这就是不管社会怎么动荡，总有一些信念坚实、精神卓越的人格存在着。负载这种人格的生命有的已经消失，但他们的影响却奇怪地在我身上发酵，只要想到他们，我就有力量。他们的名字简直像魔术一样，可使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高墙绝壁中看到广阔的土地。一九八九年夏秋之际，我被推入黑暗的谷底，但是我很快就重新对生活展开微笑，并很快地开辟了新的生活，其中有一个秘密，就是我得到一些死者名字的支持，这些名字中有一个名字就是孙冶方。
孙冶方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资深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初，他就是著名的远去苏联取火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一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许多身居要位的共产党内学者，都面对反右派和反右倾的残酷现实而噤若寒蝉，不敢直言苦谏，而孙冶方则不然，他初衷未改，继续直面真理，对当时一味强调政治挂帅、一味迷信意识形态的潮流进行批评，并大声呼吁：一个国家，如果不顾经济价值规律，只知政治意识形态，将会导致崩溃性的灾难。但是，他因此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开始整他，把他作为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等则想一举把他置于死地，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送入秦城监狱。而且一进就是十年，孙冶方后来说：做梦也没想到，我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后走进了自己共产党的监狱。
孙冶方的名字给我力量的还不仅在于他入狱前敢于面对真理敢于反潮流，还在于他被投入监狱之后，竟然还奇迹般地继续追求自己的信念。那时，他得了严重肝病，常常发烧，而牢狱暗无天日，令人窒息。疾病、饥饿、黑暗、委屈，每一样都足以把他杀死，他也感到死神之手已经紧紧地掐住自己的咽喉，但他却决定“不能死”，他必须告诉自己的祖国一个经济学真理。那时他一天仅仅分到六两窝头，还有几根咸菜，但他一口一口地咬，一点一点地嚼，一根咸菜掉到地上，他也捡起来吃。他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多一根咸菜就多一分营养，也就多一分活下去也让真理活下去的希望。他还说：“死不足惜，名声毁掉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形成的观点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他命令自己：一不能自杀，二不能神经错乱。即使在放风的几分钟里，他也快步走到院中，争取多吸几口新鲜空气，多吸收几分阳光，那一瞬间，他想到的也是这一分空气与阳光对于信念的意义。
更使我难忘的是他在牢里没有任何纸笔的时候，还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构思了一部长达一百八十三节、百余万字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他面对冰冷的四壁，一遍一遍地给这部著作打腹稿，一行一行地默念，一章一节地“写”，“写”到他把牢底坐穿重见天日时已“写”了八十五篇，就这样，他在牢狱中实现了一次艰苦卓绝的精神征程。这是我在社会科学院目睹的一次生命奇观和信念的奇观，并且是深深地影响我此后人生的奇观。我对自己说：铭记下这一奇观，给自己的生命积淀下新的磐石与钢铁，有了它，还有什么荆棘险途不能踏破。在孙冶方临终的前几天，我的两个好友、帮助孙冶方整理狱中腹稿的林青松和林泉水就守在孙冶方身边，他们把我赠给孙冶方的一首散文诗录音放给孙冶方听。在这首诗中，我礼赞他为祖国寻找经济杠杆而自己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告诉他，我从你身上才真的明白科学的门口真如同地狱的门口，有心踏入真理之门的人是不应当害怕落入地狱之中的。这首散文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刻在你心中的是那句名言：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于是，在科学的门口，你抛弃了胆怯、懦弱、彷徨……当危难像暴风雪打击你的时候，你未曾背叛过真理，你说你不是“气候学家”，不懂得随风转向，当你被邪恶抛进了牢狱，痛苦与饥饿压迫你的时候，由于你身边有一个不朽的伴侣——真理，所以你并不寂寞。你和真理凯旋了，但你并不去享受占有真理的光荣，只顾解剖自己，向着真理更高的境界追求。而我们这些后来者，终于懂得真理的代价。为了真理，必须随时准备踏进牢房。
我真的从孙冶方的身上中得到这一信念，从那之后，再也不怕地狱。这几年，我一想到孙冶方，这种信念就在我身上燃烧，即使在此时此刻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也感到自己的笔下充满热流，这是相信自己有力量在崎岖的山路上继续前行的热流。
最近几年，我常常在回忆社会科学院的生活，觉得在院中的日子没有白过，它使我看得那么多，那里固然有卑鄙者制造的许多谎言，但也有卓越者献身过的真理。在那里我看到僵尸和泥泞，也看到民族的脊梁和思想的柱石。在孙冶方的故事里，我虽看到了荒唐，但也收获到信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五日于科罗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