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用笔记本的经历，多半和健忘相关。“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被我奉为圭臬。后来有了平板计算机与智能手机，笔记本实际是用得少了，因为我经常忘记它们被放在了哪里。
我喜欢用纸笺。这是出于写字的需要。竖格的直笺，随便写一些什么，都觉得通体舒泰。记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给老辈的朋友们写信，还用这些纸笺。得到的回信是同样的格式，去与来之间，便有了某种期待。跟爷爷的老朋友，三联的范用先生通信，回信里，会夹他孙子的一帧小画，是出其不意地窝心，有些忘年相知的意思。但是，这些朋友因为年纪的增长，陆续凋零，让用笔书写这个行为，似乎都失去了某种依恃。
写作间的触动，往往是分散的。过于精致的笔记本，不见得可以写得出东西来。一些意念和想法，在信封、银行账单的背面，甚至杂志的空白处，落笔成趣。但这种分散，也往往会让自己吃了苦头。因为梳理只字片语的个中逻辑，犹如解字谜。所以，笔记对我而言，还是踏踏实实的“记”的功能，是回忆的载体。这些年，由于写有关民国的风物，录了不少的文字。关于中国的盐运历史，关于北伐，又或者有关中国近代知识界的起伏——京津文脉的流徙、联大的变迁……方寸之间，都成为岁月的积迭。因为涉及梨园故事，一段时间，沉浸其中。各种剧目唱段，在家里绕梁不止，也做笔记，不记唱词，不记曲谱。记的却是伶人表达故事的腔调。同样是西皮流水，《三家店》唱的是痴情；《打龙袍》唱冤屈与怨艾；《李逵下山》唱忠义；《四郎探母》唱的先是爱，后是关于信任的考验。京戏的逻辑，包罗万象。而音乐作为语言的传递，需要实时的翻译与捕捉。自认不是很好的译者，笔记本便派上了用场。
关于用笔记本直接创作，以往是少尝试的。所以我十分佩服可以在笔记本上一挥而就的朋友。记得有一次去深圳作一个讲座。对谈的搭档是前辈陶杰先生。上了车后，陶先生掏出一个本子（或者是拍纸簿），开始奋笔疾书。车上的谈笑风生，对他并没有任何的耽搁。路程不过半个小时，下车的时候，陶先生将一页纸撕下，给同行的工作人员，说：麻烦你找个传真机，传到这个号码去。说完又补了一句：拜托，这是我今天要交的专栏。倚马立就，我想。再看他，如同以笔为矛的侠客。回忆起来，一次用笔记本成文的经验，在数年前。那是一次在机场漫长的等待，因为航班晚点。漫长到看完了五集美剧，耗尽了iPad的电量，又看完了半本舒国治的行脚美食文集。终于，决定要做点创造性的工作。从包里掏出了笔记本，做了默认在郑重其事的情境中该做的事情，为刚刚交稿的长篇小说写自序。由于写的是南京，思路尚算通畅。写青少年时期的城市念想，写这城市于历史的遗留，由“三百年间同晓梦”写到“文革”的青春暴烈，从秦淮河畔的老字号写到“1912”仿制的民国建筑。笔尖在纸页上沙沙作响，竟出其不意地顺畅，有如神助。那感觉太美好，至今记忆犹新。
那本笔记本是在南京的先锋书店买的，封面上是喜庆的红色剪纸，盖着蓝色橡皮印章。不幸的是，后来在一次旅行中遗失，自然就连同这篇序言的初稿。后来回到家乡，又特地去了这家书店，买了几本，聊作慰藉。不觉间，也重拾笔走纸上的乐趣。旧年搬家，发现了一本毛边的线装本子，竟是祖父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据几曾录”四个字。打开，字迹龙飞凤舞，潦草非常，远非其常年治学与为人的严谨印象。有一些大约还是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如今已难破译。有一篇，大概可以辨识得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由川入滇的行程安排。手绘了一张地图，工笔入微，是其中最有雅趣的部分。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常说的旅行攻略吧。
这书中的内容，大约回归到了笔记最为原初的意义，关乎过往与观看。记的是一些时间的感受，也是对人与生活的印象。这些感触，用笔描摹下来，一笔一画，源自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