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右派们还是遵循这个路径，在这个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多信源交织的时代，会失去越来越多的受众。说起这个不妨说两句李天一案件，居然有人会把夜店驻场的女孩也照着贞洁烈女的路子上说，你说你那脑袋是不是只为了戴帽子？你就明说她夜店驻场也不会改变强奸、轮奸的性质吧？
骂完所谓的左右派之后，我想说点儿正经的。
“中国式拆迁”具备着“中国式困境”的一切特征，不单单是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饥渴与民间利益的对抗，如果我们仔细寻觅，还能发现各种依附于其上的意义，比如说城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农民今后的生计安排、得到的钱不能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等，几乎就是中国式困境的缩影。
但这里最为根本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产权问题无法明晰、一个是公共决策与公共利益如何与个人利益产生平衡，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是有交集的。
在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个人的，上面的建筑有可能在70年或者50年内属于某个人，但下面的土地不是你的，它可能属于国家，也可能属于集体——另外一种国家权力的构成形式。这就给政府在强拆方面设置了先天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产权不明晰、界定不清楚，使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无法达成一个平衡。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能理解个人权利是保障我们不被任何人、任何机构抢夺的基础，但当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
从道理上说，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管理这个社会，政府本身就具备了征用个人财产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边界与约束才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但这个约束必然是需要有人或者组织来与政府进行讨论的，在我们这里则没有这样的机制与机构，甚至连民间组织都没有。
比如说陈宝成所在的村落要是一个合格的自治体，他们除了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大政府之外，完全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形成一个小区内部的集体议价机构，为每户人争取应该得到的利益，价格砍完、签字画押，大家皆大欢喜。
当然，这种机制一开始不会很顺利，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书学会游泳，只有去实验这种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授权一致的机制，学习自治与议价。私有产权不能被集体投票剥夺、不能被政府抢夺，但它是可以在利益相关人之间授权的。
说白了，要想中国式强拆尽量少地发生，根本解决之道是必须改变产权的现状，然后鼓励公民自治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