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它由文学革命开始，向改造社会之路转化。由文化精英发起，渐渐变成既无政党领导又无主义指引的由爱国学生参与的爱国运动。
1918年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表明陈独秀、李大钊从文化层面向现实政治层面转化。
20世纪初是变革的时代，也是激进的时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救亡启蒙运动不断受挫、中断，于是知识分子急于求成，整个民族也都想走捷径，于是偏激、激进就容易被认同。比如陈独秀就主张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而李大钊则在论主义时，忽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六十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光焰不息，胡适的思想与现代中国》）。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当《每周评论》《京报》等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积极干预现实政局，“探求事实，不欺阅者”的同时，反动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1916年6月23日，广东的《民主报》发表了《财政厅之更动》的当天，主笔陈耿夫被捕，次日遭枪杀。三个月后，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一篇《呜呼三大借款》通讯，触怒段祺瑞政府，负责人被拘，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查禁。同一天，刊登此条通讯之《中华新报》《晨钟报》等十数家报纸被封。《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被捕入狱。是年10月，北洋军阀颁布《报纸条例》，加大对新闻和舆论的管制。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发表毛泽东之《民主大联合》，不久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8月，《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也遭查封。
8月22日，邵飘萍办的《京报》，因发表抨击北洋军阀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的文章，被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度流亡日本避难，报社的编辑潘公弼被抓，在监狱中关押两个月。
对这一事件，后来邵飘萍对报界闻人包笑天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表现了报人的正义和血性。
时间到了1919年4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给集会的北大、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报告，讲山东问题。邵飘萍呼吁：
现在民众存亡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于是，才有学生宣言；才有联合各界抗争；才有通电巴黎和会专使拒绝签字；才有通电全国定5月7日为“国耻日”；才有“五四”大示威。
我们的历史往往忽视真正的仁人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