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从沈尹默处知道陈独秀夫妻失和，也听不少人说陈独秀有狎妓绯闻，私德不端，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劝诫仲甫。于是，他利用“进德会”来约束他，在入会条件上写道：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唯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陈独秀自愿入了会，后又犯了戒律，果然被罚，那是后话。
湖南“新民学会”与北大“进德会”互为犄角。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知识分子，就要以身作则，垂范世人。用胡适的话说，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一可以律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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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有了这双峰相辉映，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乘势英雄”鲁迅，才有了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辉煌。
谈新文化运动，谈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必然要谈胡适和鲁迅，否定谁，都违背历史真实。
胡适比较理性，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鲁迅则比较感性，主要是从文学的渠道批判传统。胡适的反思更直接，鲁迅的批判则较隐晦。
可惜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始，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为地把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对胡适只有批判、对鲁迅只能歌颂的既无根据又无研究的格局。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话有些说远了，暂时打住。
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走进补树书屋。周树人正吸着烟，喝着茶，油灯下眼里闪烁着喜悦，桌上除了放有几块小点心外，还有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在钱玄同、刘半农走进屋前，他刚刚用蘸了墨的毛笔，写下最后两行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呢？他在日本读书时，曾用过“迅行”这个别号，迅字保留了他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鲁迅”吧。
钱玄同与刘半农在不甚明亮的油灯下，速速翻阅了一下。钱玄同忍不住大声读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钱玄同进屋拉陈独秀到外面吃饭。陈独秀拉住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因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产生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自己就有可能被吃掉。狂人每句话都是疯话，却又都饱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小说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甫一诞生，就被有些人评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小说文本上说，是准确的。《狂人日记》的诞生，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为之一新。从其精神上看，与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并非有多大超越。何来“划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