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