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清晨，各国军队到达北京。
这支军装样式和颜色各不相同的外国联军以及他们携带的洋武器一进北京，立即引起京城百姓的围观和议论。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各种传闻像晨雾一样四处飘散。京城无论是城郊还是城内，已经出现一些混乱的征兆。围观的中国人惊奇、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换不定。人群里突然响起一声呼哨，如同义和团农民们的一种信号，中国百姓和外国官兵一起不安起来。
各国官兵到达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公使、公使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外国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然而，洋人们没能高兴多久，新的恐惧又来了——如果他们要想活下去，这些军队根本不够，因为这时的京城四周已是“山河一片红”了。
所有激动的青壮年农民，都称自己是“无敌神拳”，都称自己要“扶清灭洋”，各种类似义和团的团教如同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当官军遵照朝廷的上谕从铁路边调离时，一些行动慢一点的官兵，立刻成为农民们的打击目标——实在闹不清楚帝国的农民到底是反对洋人还是反对政府，而这个界限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官军对义和团的农民有一种无法解释清楚的反感，无论朝廷的上谕是什么意思，帝国正规军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中断过。从留存至今的史料记载上看，义和团的农民们所进行的真正的“战斗”，其敌人十有八九不是洋人的军队而是帝国政府的军队。
五月二十四日，武卫中军的一个分统（相当于旅长）连同他的士兵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士兵们漫山遍野地逃跑，而那个分统被农民们用乱枪捅死。紧接着，义和团万余人进入北京的南大门保定。这下，保定洋人们的灭顶之灾来临了。保定的洋人大多数不是传教士，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即今天京广铁路的北段。保定附近的农民听说要杀洋人，群起而响应，那些因为洋人修建铁路而失去车船店脚生意的行业人，更是“蜂起应之”。帝国政府只有派官军护送洋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突围。但是，当地衙门里的官员对护送行动不予积极配合，更严重的是，被派来护送洋人的官军突然有一部分人宣布倒戈，就地参加了义和团。绝望的洋人们顿时哭成一片，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这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家属共四十一人，最后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九人，散落到各处活下来的有二十三人，就是以上这些人也全部严重受伤，另外的九人始终没有查出下落，肯定是死在帝国农民的乱刀之下了。
二十七日，聚集在涞水陈家庄和石亭镇的义和团经过“操演”之后，向涿州进发。农民们的理由是：“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涿州，被当年的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州”的古老小城，距离京城仅数十里之遥，向来被兵家视为与京城共存亡的京畿要塞。因为涿州城谈不上有什么城防，所以数万义和团片刻蜂拥入城。农民们冲进了他们从前看见那个大门口就会浑身发抖的知府衙门，发现大堂上端坐着个官服整齐、顶戴花翎的官员，这个官员声明自己正在用绝食的方式“殉职”，他就是涿州知府龚荫培。这是一个倒霉的官员。义和团攻城，他守不是弃也不是，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原因很简单：朝廷是“剿”是“抚”态度不明。于是，守就意味着与义和团作对，弃就意味着自己失职。在中国，地方官员最大的罪行就是“失节弃土”，肯定是要砍头的。走投无路的龚大人最后想出了一个绝招：绝食殉职。也就是说没有态度，只是自愿不吃饭，这样一来朝廷和义和团两面都不好定罪，弄好了最后也不至于真的饿死。
就在龚荫培绝食的时候，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的他还是全国的官民，当然还有洋人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表态：对义和团，到底是支持还是镇压？
帝国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已经到刻不容缓的时候。
这个一言定乾坤的人就是住在颐和园里的慈禧。
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女人依旧保持着她观赏戏剧的爱好，照例是《跳灵官》、《连升三级》、《白门楼》、《蝴蝶梦》、《万寿无疆》。戏刚演到一半，老佛爷的心里就舒坦了。下旨，赏。太监们把碎银扔到戏台上，演员们磕头谢恩。
此时的涿州知府并不知道，慈禧派出的大员的轿子已经距涿州不远了。
六月五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在顺天府尹何乃莹的陪同下，奉慈禧的旨意向义和团闹得最热闹的涿州出发。他们的公开使命是“宣抚拳勇”，而真正的使命只有他们清楚，那就是根据老佛爷的亲自交代，考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是不是真的。
这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使命，在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在关于“神灵”的问题上，慈禧也是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她目前的想法与一般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如果义和团真有神奇的法术，那么，洋人们的洋枪洋炮就没必要怕了，就让义和团的农民们把总是与大清朝廷作对的洋人们杀光算了。当然，如果义和团没有这个本领，就镇压或者解散他们，再与洋人们坐下来慢慢谈。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思维基础，那就是慈禧至少对农民们的法术存在相当的幻想，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六月七日，赵舒翘到达混乱的涿州。
这个帝国大员看见的是这样一座城池：四座城门上大旗招展，旗帜上皆写着“兴清灭洋”的大字。城墙上站满了头裹黄色和红色头巾、手持长矛刀枪的青年农民。义和团团员已经不是杂乱的农民打扮了，而是有了统一的“制服”，因为大多是红色，所以涿州全城上下红彤彤一片。义和团的成员，也不是清一色的农民了，小贩、车夫、衙役、脚夫、理发匠和泥瓦匠，当然还有逃犯、乞丐和所有的流浪者，仿佛帝国北方下层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造反的行列。全城的义和团和平民混杂地住在一起，并且实行了“抽丁守城”的政策，家家户户都要出人站岗。城门把守极其严密，出入城的人都要被搜查——义和团接管了原来帝国官府管理的一切军政事务，官员们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个饿得半死的龚知府。
赵舒翘，同治年进士，供职于刑部，戊戌年间已官至刑部尚书。慈禧曾就“康党”的审问和量刑问题询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无须审问，立即正法。可以说，对谭嗣同等“六君子”死刑的执行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严厉追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对于这样一个官员，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他多有赞扬之辞，赞扬集中于他对法律的精通，说他“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遇大小案，无不迎刃而解”。也许是由于戊戌年间的表现，赵舒翘如今已经入主军机处，是朝廷里大权在握的人物了。此次涿州的差事，也许是他为官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因为他明白，自己对义和团的判断将影响慈禧太后制定策略；而判断的正确与否，他的身家性命先不说，那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帝国安危的。
以赵舒翘的学识，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义和团的那套法术。他的观点是：如果农民们真有那么大的法术，六十年前不就把洋人挡在国门之外了，何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赵舒翘被涿州的义和团首领视为上宾，他们恭敬地把他迎接到知府衙门。
赵舒翘要看义和团演练“神功”，义和团首领说随时可以观看。
于是，义和团专门为赵舒翘演练了一回，地点是在涿州城内的一个义和团设立的坛口。所谓“坛口”，想必是一块四周香炉升烟、旗帜飘扬的空地。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头顶明晃晃的骄阳，赵舒翘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义和团的演练，不如说是帝国青年农民的演出。
演出的顺序是：
一、发誓。在大师兄的带领下，几个义和团团员在香炉前列队，然后开始嘟嘟囔囔。他们说的是义和团的团规，内容包括不贪财、不抢掠、不近女色等等——赵舒翘一条也不信，他可以肯定，这几个农民身上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是用抢来的布做的。
二、上法。每个义和团团员头上扎着一条红色或者黄色的头巾，头巾里面藏着请“神”的符咒，实际上就是一张纸条，你想请那位神仙，就把这位神仙的大名写在符咒上。义和团团员跪在地上，由师傅分发纸符，发到谁就在谁的头顶上念咒语——赵舒翘平生看到过这样的仪式，似乎是乡村中的巫婆给一个害了瘟疫的孩子“问诊”。
三、魔法展示。一个少年农民，真正的义和团打扮，先是突然倒下，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然后突然跃起舞弄手中的大刀。他的舞弄纯粹是乱舞，而且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嬉笑，时而大吼，双眼瞪得要出血，嘴里吐出白沫，头晃得像铃铛，双脚踢得尘土飞扬。舞弄一阵子后，突然倒地又不动了，胸脯由于剧烈喘气而上下起伏。师傅介绍说：他“卸法”了，老团员会这样舞上一整天，这小子还是个功夫不到家的新手——赵舒翘认为，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这种演练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举动。
四、神灵附体。这是义和团感觉最好的项目。一下子上来好几千人，师傅先开场，走路都是戏剧的舞台步态，说话的时候腔调“全是戏场科白”。然后，团员们依次向前走一步，有点“亮相”的味道，并且大声地宣布自己是那位“神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报名的时候，根据神仙的实际情况加了形体模拟，比如自称是铁拐李的团员瘸着走路；自称是何仙姑的的团员更有表演天才，因为他要装出女人扭扭捏捏的样子——赵舒翘有点恍惚，好像自己此时正置身于下等戏园子，他只想喊一声倒好，把这些蹩脚的“演员”哄下去。
恍惚之中，就有快板说唱：
今年是咱光绪二十六年，
五禅老祖下了老虎高山。
第八封仙衣的叫罗盘，
来到涿州地，就把那场子安。
老的学艺三天整，少的学艺在眼前。
学会了艺，避枪炮，不怕刀剁斧砍。
黎民们，起来吧，来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来吧，杀洋人，保住咱大清好江山。５１
快板声中，万众附和，声震四方。
接着，义和团还表演了刀枪不入：一个团员在距离另一个团员不远的地方“开枪”，被“子弹”击中的团员竟然“毫发无损”。赵舒翘突然想起史书中记载的往事：东汉黄巾起事，张角聚集数十万人，声称奉五斗米教而有法术，言他们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但是，后来这些头裹黄巾的农民，哪个真的刀枪不入了？被抓后，一刀下去，个个身首分离。
演练完毕，请大人评判。
赵舒翘什么也没说。不，他还是说了一句话。根据史料记载，他慢悠悠地说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义和团首领提出一个要求：杀了那个镇压义和团的军官聂士成。
赵舒翘回答说，不妥。
赵舒翘要回北京了。怎么跟慈禧汇报，他已经想明白了：靠这样的一群农民，大清帝国的前程真的要完了。
但是，他还没动身，军机大臣刚毅到了。
慈禧派往涿州考察的大员中，原本是有刚毅的，只是他晚来了一步。
这就是历史。
如果没有刚毅的到来，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赵舒翘如何向慈禧汇报义和团的真实面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直到那时，朝廷里还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义和团的法术，更没有人像赵舒翘这样亲自置身于义和团当中。在慈禧看来，赵舒翘所说的，应该是绝对真实的。
但是，刚毅来了。
刚毅，满族，出身贫寒，以满文翻译起步，至死也没认识几个汉字。史料记载他的“事迹”，多为贪婪和狡诈。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个妇幼皆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著名案件中，他却是一个主持公道的好官。那时他仅仅是刑部侍郎，居然能够把天大的一个案子翻过来，而且还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所以他的为人绝不是“贪婪”和“狡诈”就能定论的。说他贪婪狡诈的由来，多是在他从京官外放广东任巡抚时，给慈禧送了一些生日银子。慈禧的寿辰，帝国哪一个封疆大臣不争相送上贵重礼物？慈禧不缺银子，只是刚毅送的银子有点特别。当时，全国只有广东已经不用银两交易而使用银币，刚毅让铸币厂专门制造了三万枚崭新的银币送进北京。慈禧一看，银光闪耀，喜欢得很。刚毅从广东调回北京，先在户部，又入军机，成为帝国政府的重臣之一。
刚毅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由于不认识汉字，经常在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上闹出荒唐的笑话。这些笑话，满朝文武茶余饭后都能说出几个来，于是他被视为昏庸无能之人。二是他痛恨洋人，是洋务派的死对头，他把一切办理洋务的人都称为“汉奸”。他现在更加痛恨洋人的原因是，他是协助废帝建储的主角之一，而洋人对废帝的干涉使他仇恨满腔。结果。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中，他成为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帝国高官之一。
刚毅来到涿州，听了赵舒翘准备向慈禧汇报的内容，立即说：“展如（赵舒翘之字），万不可铸成大错！”
这句话只有赵舒翘才能听得懂。
同是军机，但是刚毅是满族，是端郡王最亲近的人，也是慈禧最信任的大臣。自己是什么？赵舒翘这时甚至有了一点后怕：幸亏刚毅到涿州，不然真要铸成大错了。
回到北京的赵舒翘犹豫了三天，最终没把自己写好的奏折呈送给慈禧。
他采取的是当面禀报的形式。
赵舒翘的当面禀报是奇怪的，连慈禧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慈禧问他义和团到底可不可靠，赵舒翘只是一个劲儿地手脚并用地比划，把他所看见的表演尽可能真实地模仿了一遍。无论慈禧怎么问，他就是这么比划着，拿慈禧后来的话说，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经主意的回复。
这是慈禧后来的话了，是说给洋人们听的，有推脱责任的意思。
当时，赵舒翘知道，他最好的回复是什么也不回复。
后人说，是他以“表演的语言”误导了慈禧。
那天早晨，当赵舒翘走出紫禁城的时候，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无罪了。
一年以后，因为是洋人们开列的惩办名单上的一个，为了洋人的事竭尽心力的赵舒翘被迫自尽，其死亡的形式和过程极其恐怖和痛苦。
住在颐和园的慈禧此时心情烦乱。这样的情形在她的一生中并不多见。她是一个倔强蛮横的女人，历经过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有拿得起放得下的罕见的性格。但是，义和团，这个显然带有造反性质的运动，却令她这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力的人备感不安。她从来没有相信过农民们所标榜的“扶清灭洋”的口号，经验告诉她，骚乱的农民们“灭洋”虽事出有因，但“扶清”绝对是一个幌子，大清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为保卫朝廷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如果局势一旦失去控制，洋人灭不了，把大清国灭了倒是很有可能。
慈禧召见了她多年的心腹，军机大臣荣禄。荣禄报告了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详情，慈禧“闻之大惊”。接着，荣禄要求辞职，他说自己这几天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没办法再干下去了。在是否让外国军队入城的问题上，庆亲王认为三百洋兵，武器又少，并不碍事，命令端郡王等人“勿阻洋兵入城”。而荣禄的意见和与庆亲王相同，荣禄官职相当于“城防司令”，有权下达准许洋兵入城的命令。但是，以端郡王为首的皇亲为此发难，大骂荣禄是“汉奸”，扬言“几百个洋鬼子，怕他做甚”，并且说若群起而攻之，洋人们一个也跑不了。端郡王给步兵统领崇礼下达命令，让他坚决把洋兵挡在城外。当得知洋兵已经进城后，端郡王便说荣禄一日不除太后一日不会支持义和团。端郡王的意思很明白：荣禄不除，他的儿子就当不上皇帝！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荣禄力言义和团无用，并且能够左右慈禧的态度；可是，荣禄明白，天下谁能左右得了面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慈禧已经看到了一个参劾荣禄的奏折，是甘军首领董福祥写的，董福祥声称要不是荣禄从中作梗，给他五天时间就能把京城内的外国使馆“攻毁净尽”。慈禧没有答应荣禄的辞职请求，但她又说董福祥虽是粗人但可以利用。至于义和团的问题，慈禧依旧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她因此而烦躁不安。
这天半夜，慈禧被一阵锣鼓喧天的声音吵醒了。太监们急忙进来禀报说，附近的居民都说今天有神仙下界，正在烧香迎接。慈禧立即命令步军去把“生事之人拿了”。没过多久，步军奏道：生事的头儿拿到，叫李群仔。慈禧要求就地正法。
在慈禧的心中，义和团到底是什么形象？
慈禧到底要对帝国的时局作出怎样的判断？
习惯整个夏天都在颐和园里“办公”的慈禧，突然起驾回到了紫禁城。
六月十日，一个来自朝廷的任命，让所有的人尤其是洋人吃了一惊：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在这样一个东西方的冲突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极端仇恨洋人的满族贵族当上了专门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大臣。事情已至此，一切都明了了，慈禧真的要与洋人们过不去了。
没人知道这几天慈禧做了什么和想了什么。
有一个参考资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已经退职的原内务府大臣、与慈禧家族有着亲谊关系的满族贵族景善的日记。这个日记，后人有系荣禄伪造之说，史家对此并没有定论。《景善日记》中关于六月十日这天记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一、这一天是端郡王弟弟载澜夫人的生日，景善前去拜寿。在这个满族贵族的王府里，景善看见的是这样的情景：“有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出怪声，如疯狂然。”
二、载澜告诉景善，他相信义和团的“神灵附体”，并说他的夫人进宫面见太后的时候“告太后以义和团神奇之术”。
三、董福祥的甘军入城，京城的平民有开始向城外逃跑的迹象。
四、军机大臣启秀到家中拜访，他向景善出示了一份文件，是启秀草拟的一份上谕，内容是：向各国开战。启秀说，这份上谕要等太后盖玺后方能生效。
以上记载，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主张排外的皇亲们已经与义和团搭上了关系。义和团已经小规模地进入北京城。有着强烈排外情绪的帝国正规部队甘军已经开进城区。慈禧已经下定决心向洋人宣战——如果没有慈禧的旨意，军机大臣不可能擅自起草宣战诏书。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帝国通缉的革命分子正企图“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这个人就是孙中山。看到大清帝国陷入混乱的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有两个计划：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同时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争取两广独立。孙中山通过关系，向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但是，李鸿章没有明确的态度，仅仅是“含颌”了一下而已。当孙中山从日本横滨乘船向中国的南海岸出发时，李鸿章接到了英国人赫德的电报，电报是广东海关税务司庆丕转来的，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对李鸿章这个后来左右了帝国命运的重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５２
李鸿章立即向慈禧发电，转述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了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李鸿章的告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孙中山不了解帝国的官员，至少不了解李鸿章，这个城府极深的帝国大员，即使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不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他不抓捕革命党人是他的油滑所致。
几天之后，帝国的局势急转直下，已经到达南中国海岸的孙中山不敢贸然上岸，他的革命行动又一次搁浅了。
一九００年六月十日，一个头绪繁多混乱不堪的日子。
当载有企图颠覆帝国的孙中山的轮船向中国海岸行驶的时候，在各国驻京公使的强烈请求下，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增援部队也从天津出发了，目的地是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