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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3月刚刚过半，我和小蓓就开始每天消耗掉1000毫升的雪碧，以此与发了疯般日益飙升的气温抗衡。每喝光一瓶雪碧的时候小蓓就说这个3月彻头彻尾地疯了，春天热得像夏天简直不像话。而我总是不说话，一来说话加速体内水分蒸发，二来在小蓓说话的时候我在考虑要不要再买500毫升雪碧。
杂志上说：小时候看见以‘二零几几年’开头的文章就知道人们又开始编故事了。
我也一样。小时候总是以为二零几几年的人都应该戴着个笨重的金属头盔在黑色肮脏的天空中飞来飞去，或者准确一点说是茫然失措地荡来荡去，怎么都无所谓了，反正是在空气里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可是当站在二零几几年的时候，我发现时光依旧流转街市依旧太平，我依然是每天都要做完七八张印满阿拉伯数字的试卷，小蓓依然是每天要抱着厚得足够砸死人的《中国近代史》穿行于长满香樟的校园，我依然要为了语文拿高分而写些恶心自己也恶心别人的文章，小蓓依然要每天喝掉1000毫升的雪碧否则就会像白素贞一样被夏天的阳光晒得毛骨悚然。
我依然可以心平气和毫不激动地写下开头的那句“2001年的3月刚刚过半”。
站在二零几几年的影子上我心如止水。小蓓说这是由于被痛苦长时间持续猛烈地袭击而造成的感觉神经麻木。我于是点点头，随即想起生物书上写着生物对环境总有一定的适应性。后来我翻生物书，发现下面还有一句：生物的适应能力有一定的范围，当环境的恶劣情况超过生物的适应能力会引起生物的死亡。
我吓了一跳，把书扔得远远的，我觉得生物书像条毒蛇，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伤口很小但却很深，留在看不见的地方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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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说：频繁的月考像翻来覆去的死。
2001年的春天我和小蓓就开始一直处于一种反复的状态：死，然后重生，然后再死，然后再重生。小蓓说凤凰火鸟之类的东西比我们差远了。
高三的师兄师姐们刚刚挨过了第三次模拟测验，走过校园的时候我和小蓓都不敢看他们，怕看到一张咬牙切齿目露凶光的脸，怕他们的恶劣情绪波及下来影响我们。他们说高三的学生是“坐在地狱仰望天堂”，而我们是什么呢？小蓓说：我们是坐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无所事事。
2001年的夏天也就是我们高一末的夏天，小蓓和小A选择了文科，把我孤身一人扔在理科，他们说是要把我扔在恶劣的环境里培养我高水平的抗击打能力。我笑小蓓是一个变节者而小蓓则说我这个人太软弱。我说我留在理科拥有所谓的气节，小蓓说她选择文科就算死也死得轰轰烈烈。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于是我们在各自的方向上义无反顾，削尖了脑袋奔向新的生活——或者新的死亡。谁知道呢？
我看到生命从我头顶飞过时投下的斑驳深邃的暗影，沙漏翻过来覆过去，千重鹤又灿烂地开了一季。我知道又过了一年了。很多事情也改变了。
小蓓已经可以将自己的物理成绩只有一位数当做笑话来讲了，而我也可以心平气和地说鸦片战争的年代是1804年了。无所谓，随便的事儿。
我想我这辈子一定不能出国，否则我一定会后悔。因为当那些外国友人们问起我的国家的历史时，我一定会不知所措。而后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朋友就会瞪大眼睛问我：AreyouChinese？
这问题可就严重了。我是个爱国的人。
于是我就开始思考我拼命将外语成绩考到全年级前十名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像人们关心的那样说，有什么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