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月
在采访贵州黔南农村留守孩子之前，中国户籍政策的改革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去黔南，去看留守孩子，不是因为记者的职业，也不是因为单位的工作。我刚刚被查出来患双眼白内障和双眼神经性病变。这突然的打击让我感觉自己将要失明，将要从光明世界一下子走进黑暗。
曾计划10年后，20年后要做的事，就在一夜间提前了20年。
赶快装修新疆的房子留给家人，赶快去贵州的贫困大山看那里的孩子。
希望一切都能赶在眼睛还能看见光明的时候完成。
我感谢这次及早检查出眼病，因为眼病，我第一次走进了贵州黔南，在这片美丽却贫困的土地上，我用一双病眼见证了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老人、老师的生存状态，也用一双病眼读懂了“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没有使用任何教育专家对农民和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所使用的言词，也没有偏执地想当然地去评说、去发问。我深入最偏远的贫困山区，用脚步丈量着人类给予弱小世界的关注，也用脚步去最远的大海，体会丢下孩子在外面打工的父母内心最真的情感。
作为农民的后代、支援新疆建设的边二代，我为自己坚守了25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做最后的一次远行记录。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我对生病后人性在选择真假、对错、善恶、光明和黑暗所做出的正确回答。知道死而且明白死的时候，人性是善良的，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初生，“人之初，性本善”。更何况，我生性善良来自父母，他们18岁选择从江苏鱼米之乡听从祖国号召支援新疆建设，献了生命，献青春，献了热血，献子孙。
一部支边的历史，让我年轻的父母，把南方基因的孩子放在了新疆东部最边远的农村。
从我们降生的那刻起，我们跟农村的命运就紧密地连在一起。从包产到户到在自留地上种粮食，从布票、粮票到油票、肉票，从升学、工作简历上填写父母一栏的农民、粮农到家庭妇女。农村到城市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天堑，我从7岁（父亲给邻居家帮忙时死去）开始，便在内心里体验着跨越这个天堑的艰难，它比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更难。它难在：你无能为力，你撬不动它，搬不动它，绕不开它。这个天堑挡在你的前面，让你成为沟壑、黑暗、最底层的下里巴人。
从小生在农村的孩子，人生唯一到城市的通道就是考学，只有考学上学才是改变户籍身份的最有效途径。
这个考学的过程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父亲早逝，因为母亲在建设新疆的劳动中患病，我放弃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唯一通道。
7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我们像两个成年人一样肩负着照顾多病的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弟弟的重担。我们像农村里所有的农民一样，打柴、拾牛粪、挖猪草、割麦、打场。虽然是孩子，我们跟农村的所有成年人一样，赶着毛驴车给生产队运送冬天的肥料、夏天的青草。
哥哥放弃了高考，去城市打工。
我放弃了高考，经历让我18岁就成为新疆年轻的诗人、作家。我靠一支笔改变了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
80年代是一个参加高考也难被录取的年代。我尖子班的同班同学，学习非常好，连中考都名落孙山。有的需要复读两三年才能考上。农村孩子能考上师范在8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周边的农民家的孩子，90%没有在高考中被录取。我的初中同班同学80%还生活在农村，一些虽然进了城，但也仅仅在城市的边缘被城里人雇佣着做短工。
90年代，高考条件放宽，成人五大类学校专门招农村的学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再次在这条走向城市的天堑路上付出所有。
我身边的农民为了孩子考学上学走进城市，把春天的耕牛卖了，把犁地的小四轮卖了，把春天播种的麦种卖了，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在新疆首府城市做记者，我仍然会心痛着去仔细地倾听这些来自农村的信息，听农民的故事，去农村写他们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