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我当上了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到2006年10月正好进入第5个年头。我在那里过得十分愉快，大多数学生都认为，我使这所大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只有橄榄球除外。我起初承诺干上5年，后来同意延长到7年，一直到2009年夏天。在那之后，我将与妻子贝姬一起回到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家中安享晚年。
临危受命
2006年10月15日开始的那个星期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这个星期照例是从几个会议开始。然后我启程前往爱荷华州的得梅因，10月20日周五，我将在那里发表一场演讲。
那天下午1点刚过，我收到秘书桑迪·克劳福德发来的电子邮件，称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希望在一两小时之内和我通电话。哈德利的助理还特别强调要将这一消息准确传达给我。我让克劳福德告知那位助理，我会在周六上午给哈德利回电话。我全然不知哈德利为何找我，但在4位总统麾下担任了近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即便这事可以搁置1年再商量，白宫办公室也会要求你立即答复。
哈德利与我相识于1974年夏天，当时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后来我们不常联系，但仍然保持朋友关系。小布什的第二任期伊始，哈德利接任康多莉扎·赖斯成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2005年1月，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第一任国家情报总监，这一职位是2004年立法创设的。我认为相关法律和该职位均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曾强烈反对这一举措，结果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都想我来干这活。总统就职典礼当周的星期一，我和哈德利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在华盛顿会面。我们详细讨论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和总统授权范围。到了周末，我们三个人似乎已经预见到我坐上这一位置时的情景了。
我将于下周一给身在戴维营（美国的总统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译者注）的卡德打电话，告知他我的最终决定。整个周末我都在为这个决定做思想斗争。周六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告诉贝姬，只要她说一句反对的话，我便会拒绝这份邀请。我知道她有多喜欢待在得州农工，她只要说自己不想回到华盛顿就足够了。然而她却告诉我：“无论你做何决定，我们都会陪着你。”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周日深夜，我抽着雪茄，在校园里踱步。当我走过熟悉的地标和建筑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离不开得州农工大学，我在这里还有太多的梦想要实现。此外，我不愿重返政府部门也是原因之一。第二天上午我给卡德打了电话，请他转告总统我无法接受这一职务。他很震惊，我猜他一定觉得我耍了他们。我感到很内疚，但这是我挣扎到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有一点倒是值得安慰，我可以告诉贝姬：“现在好了，布什政府再也不会请我做任何事了。”
但是我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