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1)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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