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见人心(1)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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