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