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写道：“那只甲虫的脑袋在地板上蹭了几下。”爱清洁的甲虫似乎在清理涂到脑门上的腐烂食物，其实这是甲虫唯一的歌声。我的唯一歌声是“我们是害虫”，是跟着杀虫剂的广告歌“光荣的来福灵”学来的。有几只甲虫翅膀里有嘶哑之声，动作整齐划一地舞蹈并歌唱着这一句，我也由衷地引吭高歌。忽然一阵弥天大雾溢出屏幕，歌声被打断，接着是“光荣的来福灵”莅临。
我的歌声戛然而止，不是因为杀虫剂喷雾来了，而是在我张嘴的时刻，儿子把香烟头丢到了我的嘴里，并评价，唱的什么破歌。我正欲反目，才觉口中有异物。揍儿子也太费事了，我首先得追上他，还得找棍子，额外编织大打出手的台词，程序太复杂，我想想算了。
我并不十分懊恼，儿子的恶作剧癖好是我遗传给他的。我曾经抢过邻居家孩子手上的面包吃，孩子失去了面包在冷风里撒手号啕大哭，那尽情的号啕使孩子的整个身体仅剩下一张张开的嘴巴。这是吸引，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煤核，轻轻放到他的舌头上，等我跑开再回头，那号啕仍未停止，舌头下的黑点依然。
人的嘴巴里总是时常被冷不丁放些经不起咀嚼、如果是写文章叫作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嘴巴里顿生的异样口感，我们开始还嚼嚼，用舌头点探，皱皱眉头在想，这是什么？啪的闭眼吐掉，睁眼察看再三。我要开始写作了，我跟往别人嘴里扔煤核玩的恶劣行径告别。
可是，我的父亲说：“你成天看蚂蚁上树，谈什么写作。”我认为父亲不懂，并不理会。
当我坐到桌前见饭就吃的关口，父亲的见解在深化：“一个人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其他什么都谈不到。”这句话有秘而不宣、不到万不得已不该道破的革命含义。譬如我曾有机会同一个“诗坛新秀”在笔会期间的旅馆内，为学术问题搞得面红耳赤，几近翻脸。隔壁的作协领导见这边房间里嗓门大了就敲门。我们的争吵停止了，作协领导说：“你们谈，我是来听听的。”他靠在被子上，还脱了一只鞋，膝盖屈向胸前，以添家常生活状。作协领导在总结会上说：“两个诗坛新秀的争鸣我听了，觉得很好。我支持。”这句话里有三昧：我本以为与我争吵的诗友才是诗坛新秀，我早已是宿将，但在作协领导眼里，是“两个”新秀。其次，他没有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却可以说听了觉得很好。再次，作协领导很懂得什么叫作“契约文化”。如果他说，我的宽容是朦胧派人物得以张扬的基础，就必然难听，这一般是在非翻脸不可的时候偶尔说说。
但是，毁约没有文化。父亲的责备，使我懂得了诗是反驳。
因此，我欲推开胸前养活自己的饭碗，然后站起身来，凛然地走人，以示拒绝接受这个唱了多少年的理论；妙就妙在，父亲抢先一步夺得饭碗，铿锵有声地将其搁到饭桌中央。我的凛然态势慢了一步就为难堪。我没有抢到正气凛然的优先表达权。
请问，已经吃到嘴里的饭是不是也要跟着吐出来呢？我不能嘴里含着米饭说话，至少口齿也不清呀。米饭如果吞咽下去，恰好证明你得靠别人养活，或者吐到地上，更能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你究竟吃的是哪家阶级的饭。我咀嚼米饭，用牙齿一粒一粒地磨砺，耳畔拂送“你至今仍在过着寄生虫生活”的文化原理绪论。
从向一个孩子的嘴巴里扔煤核玩的那天起，嘴巴里的异物之感却由我的咀嚼来推敲，米饭如煤核，我嚼出了从未领教过的陌生滋味。老婆还补白，你只配吃儿子呈上的香烟头。诗是反驳者的一种歌唱，自然我就爱唱“我们是害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