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反应
《开放的作品》被译为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部分译为英文。由于各国文化界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各个国家引起的反响和兴趣也各不相同。在一些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比如1968年的巴西，对开放的要求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的，被看作明确的革命寓意（见乔瓦尼·库托洛和奥布拉·阿维尔塔写的序言：《前景》，1969年）：“我们觉得，这样的努力是可能的、合适的：比如说，用艾柯提供的解释手段来理解和前瞻性地评价那些震动全世界的大学和工厂的事件以及至少是现在在法国的那些非常猛烈非常复杂的游行示威活动。我们面对的难道不是《开放的作品》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中引起的最初的争论吗？”
要说典型，自然应该考虑法国的情况。这本书于1965年底在法国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最先发表值得关注的意见的是米歇尔·泽拉法，他在《新观察家》周刊（1965年12月1日）发表的文章说，艾柯“比那些可以称之为行动者和组合学者的美学家们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因为艾柯先生从总体出发历史地看待‘开放的作品’这一问题，即把它看作我们西方文明的一个自有的现象”。
在1966年3月5日的《世界报》上，雷蒙·让指出，这一作品非常重要，因为它理解我们时代的艺术。让保罗·比埃尔在1966年4月23日的《左翼报》谈到：“这本书非常难读，但非常重要，据我们所知，这是全面分析当代艺术的设计和方法的最早努力之一。”它“正确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艺术的深刻进步作用”。唯一不一致的声音来自罗歇·朱德林，他在《新法兰西评论》月刊（1966年6月1日）发表一篇文章中说：“不啰嗦一大堆废话就能点亮电灯该是多么玄妙莫测啊！伟大的艺术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开放的。它们现出微笑，这种特有的微笑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东西，因为它既有一半是笑，另有一半是漠然的无所谓。”而在比利时则完全是一面倒的极高的评价。弗朗索瓦·冯·拉埃尔在《现代语言评论》双月刊（1967年1月）写道：“在评论思想的巨大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位对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时代的人进行评论的最现代的伟大分析家，他在分析自己的时代时通过自己的直觉发现了未来评论的预兆。莱辛起过这样的作用。艾柯是不是还要为我们起到这一作用？”
这本书其他文字译本的出版使有关评价的归纳更可以扩大，这些评价显然并非完全都是同意的意见。但现在可以说的是，这本书成了人们不得不引用的作品之一，在这本书的作者发表有关符号学的作品之后，这本书是很值得再加研究的作品。
19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