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的还有对阿伦特思想方法的研究。芭芭拉·哈恩（Barbara Hahn）和英格博格·诺德曼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阐明了阿伦特开放的思想和碎片、解构性研究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启迪（Hahn 2005;Nordmann 2007a,2007b）。这关涉一种思想，其极端性可能使传统哲学和政治理论冒风险，这一点学术界和公共社会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阿伦特对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判断的价值、关键场合通过透着智慧的谚语等所表达的诗意的画面（“所有的担心都是可以承受的，只要人们将它放在一个故事中或故事就是关于它的”， MZ 124），以及她的政治理论视角的无拘束性都会使这种极端性不易显现出来。因此，对此的相应批评并不缺乏（Benhabib 1998;Elon 2006;Jahanbegloo 1992;Laqueur 2001;Pitkin 1998）。
人们有必要考察阿伦特独特思维的表达方式，并且关注开放的思维与行动和判断的多元性，后者是在对古典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传统状况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这种被阿伦特称为“无凭借地思考”的开放思维源于经验。像所有思想一样，它是一种批评，并且总是“反对什么”。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权力之于暴力，行动之于劳动和生产，思维之于判断），并且放弃了“最后的原则”（IWV 88）。阿伦特总是一再追溯到经验，如当她在极权主义中谈及人类的“基本经验”或者像布莱希特、本雅明或丁尼生（Dinesen）那样论及人类的经验世界。真理是起点，而非思维的结果（DT 489）；真正的理解总是与过程的、日常的理解有关（VZ 113）；那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是理智，而是想象力（DT 570）。所有上述这些观点都使行动领域变得清晰，阿伦特在海德格尔、康德和一种对多元的真实性之间，负责任地扮演行动和判断着的人的角色。
阿伦特认为，行动和判断的多元性是世界团结的保证，并且让新时代的主观主义（自我中心，Subjektivismus）与主体间性对抗。以此为出发点，她定义了诸如自由、权威和权力以及思维、判断和意志等以及它们分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阿伦特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在变，在《人类生存条件》或《积极生活》中行动是她的主要研究对象，后来在《精神生活》中她又考察了思维与判断，这是一种从行动者到旁观者的转变。
在阿伦特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及“解构”（LG1，207ff）过程中，她最终将海德格尔式的、对经典的重读和本雅明的片段式的新观察相结合。从本雅明那里，她联想到的“并非是好的旧物，而是不好的新物”（MZ 236），她还践行了卡夫卡的“保存与解构意愿的两面性”（MZ 232）。
此外，针对阿伦特的方法也许有必要补充一些关键词，如对下列想象画面的使用：“沙漠”、“绿洲”和隐喻或一种行文方式，它被雅斯贝尔斯称为通过读者继续书写的方式（BwJa 310 f.;Hahn 2005,50）。可以说，该手册中所阐述的著作思路以及概念和构思的编排并不存在线性的逻辑顺序，而总是会考虑到观点的交叉和著作与概念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