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风云激荡，中箭落马者不少。然而对于钱学森来说，1957年连获殊荣，非钱伟长、徐璋本所能相比：
在1957年，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荣获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1957年，钱学森当选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在1957年，钱学森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
在1957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1955年回国之后，钱学森经历了1955年的参观学习，1956年的适应中国环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洗礼，进入1958年的“大跃进”岁月。
钱学森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得出最大的教训，那就是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否则，“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爱中国首先要爱中国共产党，爱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此，跟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就成为钱学森严格遵循的政治准则。
1958年初，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吐露心曲：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产党”。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终于从内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关于钱学森的入党经过，最清楚的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张劲夫是这样回忆跟钱学森的认识过程：
记得我与钱学森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56年春节后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当时有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研究制订我国12年科学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刚一上任，陈毅元帅就谆谆告诫我：“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意为科学大师），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这段谈话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在科学院工作的座右铭，也成了我与钱学森同志及众多科学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础。
当时，钱学森同志是力学所所长，还担任12年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那年我42岁，钱学森同志长我两岁半。四十多岁的他，身材不高，宽阔的脑门下，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白净的脸庞透着秀气，思维活跃，知识渊博，离开祖国20年之久，仍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浓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惊讶。他所作的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令人眼界大开，使大家看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在讨论制订规划的过程中，钱学森发言很积极，他用自己的智慧给规划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别是亲自主持制订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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