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7日清晨5时5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崇高的灵魂去了，中国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
啊，一代大师、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茅盾先生逝世了！
当日上午，我立即赶到北京医院，先生已经合上眼，静静地、静静地躺在那儿，像是疲倦了在作片刻的小憩。我轻轻地走近他的身旁，像平日见到先生一样，唤声“沈老”。可先生却默默地、默默地躺在那儿，无声无语。我这才意识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再也不会回答我们什么并且给我们以教诲了。我的心呵多么悲痛！我痛苦得几乎要哭出声来。此时，我强打起精神，想再多看先生几眼，无奈，来和先生告别的人愈来愈多，我只好含泪跨出医院……我们的车子行进在宽阔平坦的长安街上，我看见街道两旁林阴道上的杨树、柳树、丁香花树都发芽吐绿；残冬已过，春回大地，人们将又在这播种的季节，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年中辛勤的劳动。然而我们的茅盾先生，一个文学园地辛勤的耕耘者，却不料竟在这个时刻辞世了。而留在他书桌上的，是一部他多年来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所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路》的未能完成的手稿——他原本计划从童年写到1949年解放前夕，估计60万字左右。可如今只是写到了1934年的阶段，30来万字，终未完稿。
这是多么大的憾事！这是多么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汽车仍然在长安街上疾速地行驶着。车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然而我的眼睛却不知为什么，渐渐模糊起来。此时闪现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清瘦的、正直的、我所尊敬的老翁的影像，这就是茅盾先生！
于是，记忆，写进往事的海洋……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60年代初，然而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以来，我屡因工作关系，常常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将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于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提出，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才得以复刊。当1976年1月20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沈老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1949年七、八月间他在北京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上用了毛主席的题字，问我这是主席什么时候写的？我回答他：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词和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沈老写，他便请郭老写了。他说，为此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哩。
我一听，就不禁冒昧地向他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说：在。说着，他便起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一封主席的亲笔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