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与“比喻”
隈研吾的建筑理念带有东方文化气息，跟另一位在中国走红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所提倡的“通属城市”（Generic City）似乎各走极端，大异其趣。Generic 既指同类的、一般的，也指生物的同类或同属，没有注册商标，只是满足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所需，让建筑物在意外、失控、碰撞、杂交中趋向一致，至于识别性，对不起，欠奉了。
隈研吾甚至比贝聿铭更东方。在《贝聿铭谈贝聿铭（ConversationsWith I.M.Pei）一书中，贝聿铭承认他的建筑理念源自几何学，也认同了建筑与音乐（主要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关系（这一点，可参阅宗白华先生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他比较国际化，较多地考虑建筑物所在地的文化和历史，几乎不考虑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
解读隈研吾，首先要掌握两个关键词：其一是“场所”，其二是“比喻”（记号、象征、借来之物，俱为同义词）。隈研吾以罗兰· 巴特的《符号帝国》（Empire of Signs）为例，强调日本文化中象征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之间，既有细微差别，也有共通之处——爱奥尼亚式（Ionic）柱子跟茶室插花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隈研吾对记号的差异化有此分析：认清记号流动性的意义作用，有助于分析日本社会的构造——建筑就是将不同意义的“场所”重新组合，继而形成“文化场所”（比如茶道的世界），只有文化才可以令“场所”产生意义。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提出toposu 这个概念，指的是“隐含在文化中的宇宙观，对于那些幻想家来说，其实是一种存在的构造”。隈研吾借用了此一概念，就日本文化的“借用性质”，有此说法：“野外角落里生长的一朵寻常小花如果被置于某特定的‘场所’，就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办茶会的主人大清早起来，到野外去采摘来这样那样的小花。这些小花是因此才有了意义，而不是其本身就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番话不难理解，比如说一本书，放在不同“场所”便衍生不同的意义，放在书展和商店，书是商品，放在不同品位的书房，可能是知识和学问，也可能是炫耀品或装饰品——重要的是，书这件物品从某个“场所”被搬到现在所处的“场所”，代表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是随着所处“场所”而不断变动的，而不是固定的。
隈研吾从而指出，决定事物象征意义的是前后两个“场所”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从一个‘场所’搬运到另一个‘场所’，即如果不是‘借来之物’的话，就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了。这就是日式象征作用的原则。”日本文化就是“借来的”或“拿来的”文化，有些取自唐朝，有些搬自现代欧洲或美国，这就是日本文化的“借用论”和“引用性”。日本文化的重点就在于“比喻”，他认为“比喻”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日本民族的活性之源，形成了文学、美术等艺术构造，成为造型和美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