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大败的心理隐喻
土耳其被德国淘汰出局了，帕慕克（Orhan Pamuk）大概会很沮丧吧，他是费内巴切（Fenerbahce）的终身“粉丝”，自称能像背诗篇那样背出1959年费内巴切赢得联赛冠军的阵容。他较早时接受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访问，便说过他很难接受土耳其落败，还说费内巴切跟切尔西（Chelsea）在欧冠杯次回合碰头。下半场落后时，他索性关掉了电视：“看着我们的球员像孩子一样在球场上被欺负，很不好受。”
帕慕克不喜欢土耳其国家队的主教练特里姆（Fatih Terim），直指此君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但他自己何尝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他的小说《黑书》（The Black Book）就有这样的一幕：一名律师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妻子，有一天从电台广播中听到英格兰以8:0大挫土耳其：“英格兰球员在球场上挑衅我们的球员，英国媒体还嘲笑伊斯坦布尔没有一块像样的球场草坪”，他认为，在足球场大败正是“国家的现状及羞辱心理的隐喻”。
前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Antonio Salazar）利用足球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足球是他提供给国民的鸦片，好让他们从躁动中安静下来。也许，欧洲国家杯就是欧洲民族主义的美沙酮，只是一种替代治疗——帕慕克却说：“民族主义源自灾难，不管灾难是由于地震，还是因为战败。”
民族主义的美沙酮也许制造了这样的幻觉：我们只有一个欧罗巴，我爱我的欧罗巴，也爱我的欧罗巴敌人，但先决条件是他一定要成为战败的一方；我爱我的欧罗巴，我更爱我的国家，先决条件是他一定要成为战胜的一方——如果他战败，我不得不以对他者的仇恨替代对国家的爱。
